尤小立：“國考熱”對大學教育的負面影響

　　最近，看到了一些“國考熱”的數據，感嘆之余，也不能不想到它對大學教育的諸多負面影響。

　　從1994年開始的國家公務員考試，到2014年正好20年，報考人數也從4400人增至 152萬人，20年間不僅是人數漲了344倍，每年的報考總人數也連創新高，報名與招錄職位的平均比例更是達1000：1，甚至出現9411：1的壯觀數字。問題在于，近幾年，參與報考的大學應屆畢業生(包括研究生)所占的百分比從來沒有少于60%。

　　眾所周知，“國考熱”高燒不退是社會發育不全，市場化程度不高，改革力度不夠的反映。在當下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大學應屆畢業生熱衷于“國考”確有多一個渠道、多一種選擇的無奈和考慮。但任何的選擇一旦成為手段，特別是出現所謂“不經歷國考，人生不完整”的戲謔性追求之后，它的負面作用就會被放大、凸顯，進而影響到大學的選擇、走向和基本定位。

　　現在看來，“國考熱”對中國大學的影響首先是歷史性的，從某種程度上看，它影響了中國大學重回正軌。1917年1月9日，正式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在就職典禮上說：“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于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料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于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

　　在此之前，有“最后一個國學大師”之稱的章太炎也說過：“儒家之病，以富貴利祿為心。”(《諸子學說略》)他要求“宗孔氏者，當沙汰其干祿致用之術”。(《致鐵錚》)

　　蔡元培、章太炎這一代教育家和學者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就是改變古代中國“學而優則仕”的傳統。這也是中國大學走向現代過程中的“新傳統”。筆者一直以為，當下中國大學改革不應該舍近求遠，接續“新傳統”才是方向。但越來越多的應屆畢業生參與 “國考”，不僅明顯有違于中國大學的“新傳統”，也正在擱置這個改革方向。

　　盡管對于大多數應屆大學畢業生來說，報考公務員只是一種增加就業機會或者增添人生經歷的手段，但也正是這個“手段”意識消解了“國考”的嚴肅性。對應試的一代來說，他們考大學之前就主要以考上大學為目標，考上大學之后，又以就業為目標，所有的目標都是被動的，也都是實用性的。報考公務員也不例外。當一切都是被動和實用性的手段時，“國考”就成了另一種類型的戲謔化狂歡。

　　如果僅此而已，影響的恐怕只是自己而不是大學。但事實上，“國考熱”將應試教育從高中延續到了大學，使大學變成了應該教育的又一個驛站。“國考熱”在大學中之所以能夠催生那么多的發燒友，也因為經過應試教育培養的學生習慣于考試。為了考試他們可以不惜一切代價。簡言之，就是一切以考試內容為指針，考什么就學習和準備什么。比如“國考”不僅要求文化素質，也要求工作經驗和能力。在學校中體現工作能力的地方自然是“具有班干部或團委、學生會干部的經歷”。

　　當班干部的要求并無不妥，但純粹為自己就業和“國考”需要，必然把班干部當成標簽。以各種明的和暗的手段為自己貼標簽，其心理、其方法，必難言合理，至少讓剛入大學的新生對于單純的大學生活的向往化為了泡影。

　　學生的這種“走向現實”，并不能助推大學教育水平的提升。大學的課程不可能為報考公務員來設置，那么想要報考者就要到校外的培訓機構學習。從好的方面想，他們可以兼顧，既保證完成校內的課程，又參加培訓。但現實卻可能是，他們只是在應付校內的課程。因為這些課程不能幫助他們找工作，也就是不夠“現實”。

　　對一些學校來說，與其讓社會上的培訓機構賺自己學生的培訓費，不如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創辦“國考”一類的培訓班。這樣，在校內課程上又形成了“雙軌制”。而“雙軌制”的結果只能是培訓課程重于普通課程，于是，大學就開始略等于職業培訓中心了。

　　實在不想說，“國考熱”及其持續升溫促發“官本位”的意識，但從大學的現狀看，這個傾向也在極端行政化管理的保駕護航下漸趨明顯。換個說法吧。大學這樣下去必然越來越復雜，在復雜的氛圍下，如何做學問?而不做學問，如何自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