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顏寧邀請全職回國，專訪丹揚：換個模式做科研

　　12月4日，在深圳舉行的光明科學城論壇上，世界知名神經生物學家丹揚以《睡之為何，如何安眠》為題，向與會者分享了其在睡眠領域的研究成果。今年6月，她受中國科學院院士顏寧的邀請，全職加入深圳醫學科學院（SMART）。

　　“為什么選擇全職回國？”記者好奇發問。丹揚回答說：“有時候你需要跳出舒適區，給自己一個更大的挑戰。”

　　對于新加入SMART的這位新伙伴，顏寧毫不掩飾其欣賞：“超級喜歡她，思維敏捷，和善爽利。”

　　用“爽利”來形容丹揚，恰如其分。在實驗室，她每天都在想怎么用最簡單的實驗，最快找到某個問題的初步答案。“我最不喜歡的就是浪費時間，”她說，自己做事時常常不自覺地給自己“掐表”，還會為找到了節約時間的辦法而感到欣喜。

　　這也就不難理解，她到深圳后的第二天，就開始上班了，“心想著盡快把團隊建設好，把科研工作鋪展開來”。

　　丹揚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從北大物理系畢業后，她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取生物學博士學位。在洛克菲勒大學和哈佛醫學院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之后，丹揚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后來，她在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HMI）的支持下，全身心投入到對睡眠神經機制和調控等相關研究中，成為這個領域的引領者。以至于她要回國的消息傳開后，有網友說：“終于能睡個好覺了”。

　　在圍繞“睡眠是怎么調控的”（how do we sleep）和“為什么要睡眠”（why we need sleep）這兩個睡眠的基本問題研究了十多年后，丹揚心中“更大的挑戰”不再局限于基礎研究，她希望換一種做科研的模式，“甚至未來在轉化方面再進一步”。與此同時，她感受到國內對科研越來越多的重視和支持“創造了很多獨特的機會”。

　　于是，她回來了。

　　丹揚。深圳醫學科學院供圖（下同）

　　談轉行：“我用了許多不眠之夜，來決定要不要研究睡眠”

　　《中國科學報》：你本科學的是物理學，為何后來決定研究神經科學？

　　丹揚：讀中學那會兒，我就對神經和大腦的奧秘很著迷，盡管那時的想法很天真，也很膚淺，但總覺得生命的奧秘可能是人類最終極的謎題。

　　不過，當時生物課的教學側重于死記硬背，這種機械性的記憶方式讓我有些擔憂，花費幾年時間去記憶大量知識，可能沒過多久就會過時，因為生物學的發展速度非常快。

　　那時候，我經常參加數學競賽，我父親是學物理的，他給了我一個建議：先去念幾年物理，打下一個堅實的數理基礎，這樣將來無論研究哪個領域，都會有所幫助。

　　《中國科學報》：你后來跨出這一步，覺得難不難？

　　丹揚：從物理領域跨越到生物學領域，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肯定會遇到不少困難。但我認為，一旦你克服了這些困難，會有很大的收獲。其中，最大的收獲就是你的思維方式會與領域內的大部分人不同，這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使你更容易打破常規，更容易創造出別具一格的東西。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種“出奇制勝”的方式。不能說跟別人的思維方式不一樣就是好，但我認為這是一種長處。比如我看待一個問題，我的方法跟別人不一樣，這樣我就不需要整天去push實驗室的人“再努力一點”了。因為我知道我跟別人不算是直接競爭，因為我們（方法）不一樣。

　　《中國科學報》：現在跨學科或跨界已經變得比較流行了。但其實真的要跨出這一步的時候，很多人還是會有擔心。你曾說“如果你看到一個令人興奮的機會，而你又可以有所作為，那就要有勇氣改變自己的研究領域，但要深思熟慮并且有策略性”。應怎樣理解“策略性”？

　　丹揚：我當時是那么說的，但其實我沒有什么靈丹妙藥（笑）。我只能講一下我自己的經歷。

　　我剛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時候，做的是視覺系統相關研究，這是我博士后時期開始的課題。當時我剛剛建立一個實驗室，突然跨界不太合適，風險也大。我是到了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HMI）之后才轉去做睡眠相關研究的。

　　HHMI有個理念“支持人而非項目”（support people not project），也就是說HHMI不會去用“你要做什么事”去決定要不要資助你。這在我看來，是一個非常難得的“轉行”機會。

　　不過即便如此，我當時轉行的勇氣也很有限（笑）。大概想了一年多，才決定執行“轉行計劃”。說起來有點好笑——我用了許多不眠之夜，來決定要不要研究睡眠（I lost a lot of sleep to decide if I want to study sleep.）。

　　《中國科學報》：你這一年都想了些什么？

　　丹揚：當然一方面還要繼續我實驗室的研究，需要寫文章的時候寫文章；另一方面，我花了一些時間一邊讀文獻，一邊思考，看看睡眠這個領域還有什么大問題要解決、其他實驗室研究到了什么程度，再考慮一下如果我踏足這個領域，我的特長能給這個領域帶來什么特別的東西，我的實驗室有沒有條件去建立對應的技術體系等等，所以當時經過了長時間的考慮，才決定走這一步。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其實真的勇氣有限，真正的策略其實還是來自于對自我的發掘和認識，我想這一點可能會有所幫助。

　　《中國科學報》：類似于《孫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對吧？

　　丹揚：是的，我需要知道自己的長項和短處。如果跳進一個領域要用自己的短處去跟別人競爭的話，我覺得那是不理智的選擇。

　　談回國：“內心早有決定，只是自己還不知道而已”

　　《中國科學報》：2024年你獲得了彼得·西伯格綜合神經科學獎（Peter Seeburg Integrative Neuroscience Prize），這是神經科學領域非常有分量的一個獎項。近年來，你在睡眠研究領域取得了諸多重要成果。選擇全職回國，背后有哪些原因？

　　丹揚：我想，每個人在做出人生重大決定時，都會考慮諸多因素。說實話，我也列了一個清單，一邊是應該回來的理由，一邊是不回來的因素。

　　于我而言，（決定回來）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過去這些年國內對科研的重視和支持力度不斷加大，創造了很多獨特的機會。我的實驗室大概在十四五年前開始做睡眠相關研究，進展還不錯，我們關心的一些基本問題可以說已經找到答案了。但我覺得，如果想要有進一步突破性進展，就需要換個模式。

　　我其實可以繼續待在美國，團隊中也有非常多優秀的特別是來自國內的研究者，我可以繼續帶團隊、出文章，但我覺得那是我的舒適區。有時候你需要跳出舒適區，給自己一個更大的挑戰，才能激勵你有一個新的開始。

　　我在伯克利的實驗室主要用小鼠模型開展研究。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轉化研究，想要更進一步，都必須要做到非人靈長類動物模型層面的研究，這在國內具有非常獨特的優勢。

　　《中國科學報》：國內的選擇也有很多，相信很多地方都會爭搶你，你也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所以，為什么是深圳？這是一座還很年輕的城市。

　　丹揚：我選擇深圳正因為它的年輕，充滿了活力。

　　大概在兩年多前，我第一次來到深圳，這座城市的超高效率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SMART也是如此，非常年輕、超高效率。

　　過去一年來，我接觸了SMART包括行政人員在內的許多人，跟他們打交道，好像不管什么問題，都會有非常有創造力的方法解決問題。因此，我現在非常有信心，能夠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在科研上面。

　　《中國科學報》：我們了解到，SMART有一個叫做“科研無憂”的支持機制。

　　丹揚：我對國內相關行政方面的事情不熟，其實一直擔心不知道該怎么去過渡這個階段。SMART給科研人員創造全力投入研究的科研環境，不用在經費申請、科研項目管理、行政工作等方面耗費不必要的精力，讓科學家專注于科研工作本身。SMART有這樣的支持機制，我也就沒有什么后顧之憂了。

　　《中國科學報》：你是顏寧院士主動邀請回來的資深PI，從她發的微博能感受到她對你的到來很興奮。你們是什么時候認識的？能分享一下她邀請你加入SMART的故事嗎？

　　丹揚：第一次見到顏寧，是在HHMI的一次學術會議上。當時人很多，我們不是同一個領域的，當時也只是簡單寒暄了幾句。

　　大概兩年前，顏寧第一次與我深談SMART的具體情況。當時我就有一種感覺，我們之間有一種“即時的連接”（instant connection），可以說是一種共鳴、一見如故。那次談話后，雖然在理性層面考慮了很久，但在潛意識層面，就已經決定要回來了，只是自己當時還不知道。

　　《中國科學報》：你覺得是什么讓你覺得與顏寧一見如故？

　　丹揚：與她交談，我能感受到她的激情（Passion），她談起SMART時的興奮與激動。還有就是她的領導力，讓我非常佩服。所以我有一種很強的感覺，這個地方將來一定會成功。來到SMART我更加深了這種印象，因為我看到這里的人眼睛會發光。

　　談從頭建立研究所：“圍繞一個關鍵問題招聘各有特長的年輕PI”

　　《中國科學報》：回國后，你出任深圳醫學科學院神經調控與認知研究所（Institute of Neuromodulation and Cognition，簡稱INC）所長。從PI身份轉為操盤一個研究所的從頭建立，未來有哪些計劃？

　　丹揚：我覺得，要建立一個世界頂尖的研究所可能有兩種方式，這兩種方式完全不同。一種是招聘最優秀的人才，不管他/她要做什么方向。其實HHMI就是這種理念，所以它“資助人而非項目”。我認為這種方式更適合那種歷史很久、很有名頭的研究機構。

　　對于一個全新的、年輕的機構，我認為應該采取另一種方式，就是挑一兩個特別重要的問題，然后找一批和這個方向相關、但各有特長的年輕PI，互相支持互補。這樣更有可能在一個方向上快速做出國際影響。

　　我們所接下來會試試第二種方式。慢慢有了基礎之后，可以再考慮換成第一種策略。

　　《中國科學報》：在INC，這個“關鍵問題”是什么？

　　丹揚：我們所名字里有個詞——“Neuromodulation”神經調控，這個概念其實很廣。和做信息傳遞的遞質不一樣，大腦里專門做神經調控的遞質，影響的是大腦狀態，比如清醒、睡眠。我這些年感興趣的幾種神經調質分子——多巴胺、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對大腦睡眠清醒的切換極為關鍵，同時也對全身功能有廣泛作用。比如多巴胺，帕金森、抑郁、精神分裂、強迫癥等這些疾病幾乎都和它有關系；比如腎上腺素，會壓抑人的免疫系統、調節血糖……所以我覺得，圍繞這些神經調質分子去作為一個所的研究重點，錯不了。我們招的年輕PI順著這個方向做下去，也會取得一些對人類健康有益的重要進展。

　　另外，我們已經找到了一些可能對促進睡眠有作用的靶點，接下來我也會在轉化研究上花更多的精力，和國內的團隊共同研發能夠幫助睡眠的新藥。

　　《中國科學報》：對于那些想報考INC的學生，你最看重哪些特質？

　　丹揚：我最看重的是對科學研究的那種Passion，最好是“一定要做這個方向其他我都不考慮”那種。另外就是要有探索精神，有好奇心。

　　《中國科學報》：你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就很有Passion。現在是否依舊如此？

　　丹揚：科研上，我覺得是這樣。我每天早上醒來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實驗室今天誰可能會有什么結果，每天特別期待的事就是會有一些新的數據、新的結果能夠對我的想法有所改觀——只要能改變我昨天對某個問題的看法，那種刷新認知的感覺對我來說是極大的動力。

　　寄語女性科研工作者：“不要信，做給他們看一看”

　　《中國科學報》：此前你在訪談中提到過，很小的時候就想成為科學家。如今夢想成真，你對科學家的認知有改變嗎？

　　丹揚：我想肯定是有變化的。但有一點，我現在知道了科學家的生活是什么樣，假如我再選一次的話，我還是會做同樣的選擇。

　　《中國科學報》：父親對你走到今天，有怎樣的影響？

　　丹揚：小時候媽媽下干校，我是跟我爸爸長大的。父親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早期教育。

　　我記得特別清楚，父親每天晚飯后帶我去散步，永遠會帶著一支粉筆，走累了就在地上給我畫畫講講。他會給我講居里夫人、愛因斯坦、費曼等許多科學家的故事。他還教我算術，在上小學前，我大概已經掌握了小學四年級的算術知識，上學后我才知道自己“提前起跑”了。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因此有幾年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父親從來都告訴我，你將來可以做居里夫人那樣的科學家，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到。

　　《中國科學報》：看得出，你的啟蒙教育里有居里夫人、愛因斯坦這些大科學家，有沒有哪些不是科學家的人或者作品，對你也產生了一些影響？

　　丹揚：我是很喜歡音樂和文學的，但在這方面研究不深。我很喜歡去看一些音樂家、文學家或藝術家的傳記，或者只是一位記者寫的關于他們生平的一篇長篇報道。我一直覺得人文藝術和科學，是有緊密聯系的。

　　比如我前些年讀到一位科學家的傳記，我感受到這位科學家是充滿叛逆精神的。我認為通過了解這些人的經歷、精神，對科學研究會有一些啟發。我覺得我就屬于比較有叛逆精神的，你看我領域換來換去的，跟別人想法不太一樣。

　　《中國科學報》：在你整個科研生涯中，有沒有特別迷茫、挫敗的時刻？

　　丹揚：在我剛開始嘗試建立自己的實驗室的時候，剛好是我快29歲生日那幾天。其實我完全沒準備好，根本不知道怎么運營一個新的實驗室。剛開始的一兩年，每天晚上都筋疲力盡，好多問題不知道如何解決。但我知道，第二天太陽會照常升起，又是新的一天。所以我的策略是去健身房運動，然后回家睡個好覺。睡眠真的很重要，休息好了，第二天就有了奮斗的動力。

　　《中國科學報》：你和顏寧，都是站在了世界級舞臺上的女性科研工作者。如果有個女孩子跑過來問你“女孩子可能不是很適合做科研吧”，你會怎么對她說？

　　丹揚：其實我們小時候沒人這么說，那時候流行“婦女能頂半邊天”，我們從小覺得男女是一樣的。但后來慢慢社會上反倒有些偏見，我自己也遇到過。

　　上初中時，我數學競賽得了第一，男生會說“不用擔心她，她是女生，過幾年就不行了。”我一開始也有點信，覺得是不是生理上真的會發生變化，學習就不行了？但幸運的是，我是很叛逆的，我心里就想——我做給你們看一看！

　　所以女孩，如果現在有人這么說你，不要信！做給他們看一看！這就是我給你們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