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葉刀》子刊封面報道：一半中國人都胖！

　　過去40年來，中國人群中的超重和肥胖比例迅速增加。《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2020年）》數據顯示：中國成人（≥18歲）的超重比例為34.3%，肥胖的比例為16.4%；6-17歲兒童青少年中，超重比例為11.1%，肥胖比例為7.9%；6歲以下兒童超重率為6.8%，肥胖率為3.6%。

　　超重和肥胖與中國人群中的主要非傳染性疾病和過早死亡風險增加有關。系統地評估肥胖發生發展的影響因素和有效干預措施，有助于減輕肥胖負擔，改善中國人口健康。

　　日前，《柳葉刀-糖尿病及內分泌學》封面刊登了中國肥胖系列文章。在今天的內容中，我們介紹第一篇中的精華內容：中國肥胖的流行病學和決定因素。這篇文章詳細闡述了中國人群的肥胖現狀和趨勢，以及日常生活中從飲食到睡眠等方方面面影響肥胖的因素。

　　研究通訊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潘安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潘雄飛博士、中國疾控中心慢病中心王麗敏教授為共同作者。

　　世界衛生組織（WHO）標準將成人超重定義為體重指數（BMI）介于25.0-29.9 kg/m2，將肥胖定義為BMI≥30.0 kg/m2。但大量證據表明，中國人的體脂比例可能比較高，在相同BMI水平下，心血管風險和全因死亡率高于白人。

　　中國肥胖問題工作組建議將中國人群的超重和肥胖BMI臨界值分別定義為24.0 kg/m2和28.0kg/m2。對于兒童青少年，特定性別和年齡的參考值如下表。

　　此外，腰圍能夠反映內臟脂肪，內臟脂肪與心血管疾病風險的關聯獨立于BMI。國際糖尿病聯合會建議將中國人群中心型肥胖定義為男性腰圍超過90 cm，女性腰圍超過80 cm。在實際應用中，考慮到對代謝綜合征風險的反映，男性腰圍90cm和女性腰圍85cm用得更多。

　　中國“胖人”越來越多，總數位于全球“前列”

　　基于中國國家營養調查（CNNS）、中國慢性病及其危險因素監測（CCDRFS）等多項調查研究數據，中國所有年齡段人群的平均BMI和腰圍均呈穩定增長趨勢。

　　以CNNS數據為例，中國≥18歲成人的平均BMI從1982年的20.9 kg/m2增加到2010-2012年間的23.6 kg/m2；同期中國男性平均腰圍從80.0 cm增加到82.7 cm，女性平均腰圍從76.4 cm增加到78.5 cm；超重肥胖率從1992年的20%大幅增加到2015-2019年期間的近50%。CCDRFS數據同樣顯示，10年來中國人整體BMI更高了。

　　無論采用中國標準還是國際標準，中國的超重和肥胖率都在迅速增加。根據2015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的估算，根據WHO標準，中國的肥胖兒童數量最多，中國成人肥胖數量僅次于美國；如果使用中國標準，中國可能已經是世界上肥胖病例最多的國家。

　　中國人群的超重和肥胖還表現出了以下人口特點：

　　?無論城鄉地區，兒童和青少年中，男孩超重和肥胖患病率都高于女孩。

　　?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但到成年后期則略有下降，45–59歲人群中超重率（36.9%）和肥胖率（13.9%）最高。

　　?城市地區人群的超重和肥胖率高于農村地區。

　　?超重和肥胖率隨著經濟地位的改善而增加。

　　超重和肥胖對健康的影響

　　超重和肥胖已成為主要非傳染性疾病的危險因素。在中國人群中進行的大量前瞻性研究為此提供了證據，超重和肥胖與多種疾病風險升高有關，包括高血壓、2型糖尿病、冠狀動脈心臟疾病、中風，以及乳腺癌、結直腸癌、子宮內膜癌、肝癌、卵巢癌和胰腺癌等癌癥。

　　腰圍過粗同樣與這些疾病風險以及過早死亡風險有關。這種關聯獨立于BMI，甚至在BMI較低但腰圍較粗的人群中，也觀察到風險增加。

　　中國超重和肥胖的三大層影響因素

　　文章指出，肥胖既是一種慢性、復發性、進行性疾病，又是一種棘手的社會問題。從生物學上來看，這是由于飲食、身體活動和遺傳易感性等個體因素導致的能量過剩的結果。同時，這些個人因素由致肥胖環境和更深遠的社會系統性因素所驅動。

　　其中，個體水平的危險因素是在臨床實踐中解決肥胖癥的關鍵目標，而更上游的兩層因素同樣不可忽視。

　　1. 系統性因素

　　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農業和食品創新降低了食品價格，促進了食品消費；自動化讓工作對體力活動的需求減少，與此同時，更多家用設備、電子產品讓家庭活動和休閑娛樂也越來越“久坐”化。換言之，這讓我們吃得多、動得少。

　　文化和觀念影響：比如，老一輩人通常認為“大體型”更健康，尤其是在兒童中，大體重和體型通常被誤認為是健康成長。比如，對孩子文化教育的投入，側面導致青少年兒童運動不足。再比如，孕婦多吃少動被誤認為對母嬰有益，實則導致孕婦營養過剩、缺乏運動，導致孕婦本人和新生兒都超重。

　　2. 環境因素

　　系統性因素的影響反映在三大環境驅動因素上。

　　城市化：在城市中，飯店、包裝食品制造和現代化零售業讓外出就餐變得越來越普遍，并使人們接觸大量的超加工食品和飲料。

　　城市規劃和建筑環境：可能通過影響日常生活、工作和娛樂而構成肥胖風險。比如以機動車為中心的道路，對騎自行車、步行的支持下降等，影響了體育活動和鍛煉的開展。

　　中國人群數據顯示，擁有機動車與肥胖幾率密切相關；居住環境人口密度高與超重風險增加有關，這種聯系可能是由于擁有汽車和鍛煉不足而引起的，而社區綠化水平較高則與肥胖風險降低有關。

　　食物系統和環境：快餐和包裝、加工食品迅速增加，但營養價值并不高，超市和在線購物讓人們吃零食越來越方便。此外，食物的烹飪方式也在悄然變化，蒸、烤或水煮食物攝入減少，不健康油炸食品攝入增加；外賣和外出就餐往往帶來更多高脂、高鹽、高糖食物的攝入，進而增加總熱量攝入。

　　3. 個人危險因素

　　這些環境變化更是深刻地影響了大多人的日常生活。

　　飲食營養：數據顯示，1982年-2012年間盡管中國人群的總熱量攝入量有所減少（每天2491.3大卡減少到2134.8大卡），但脂肪供能百分比卻從18.4%增加到31.5%，包括食用油的攝入量增加。

　　而且，盡管總熱量攝入減少，但身體活動同樣大幅減少，最終，仍然導致熱量過剩。

　　此外，中國傳統的以粗糧和蔬菜為主的植物性飲食已逐漸轉變為西式飲食，動物性食物、精制谷物以及高度加工的高糖和高脂肪食物的消費量增加。其中，動物性食物的攝入量從1982年每天60.7克增加到2012年每天162.4克。

　　加工、包裝食品和飲料的攝入量也不斷上升。2012-2016年間，中國超加工食品和飲料的消費增長了2-3倍，從人均每年11.0kg和11.8kg增長至23.6kg和39.9kg。

　　身體活動減少：從1991年到2011年，成人的平均工作和家庭體育鍛煉時間從每周427.8 MET-h下降到246.0 MET-h（MET指代謝當量，1 MET是休息時能量消耗率，4個MET就意味著4倍的休息時所消耗的能量），成人每天久坐時間從3.7小時增加到4.0小時。從2004年到2011年，男性和女性休閑運動所消耗的能量分別減少了36%和44%，久坐時間分別增加14%和12%。

　　缺乏運動和久坐的現象在中國兒童和青少年中也很普遍。2017年對超過13萬名7-19歲學生的調查顯示，2/3未達到WHO的建議（每天至少60分鐘的中高強度鍛煉），1/3沒有達到每天看屏幕＜2h的建議。

　　遺傳易感性：針對東亞人群肥胖相關遺傳因素，基于大型全基因組關聯研究（GWAS）的三項重要薈萃分析共識別出26種與BMI相關的遺傳變異。中國GWAS研究數據顯示，在年輕（18-35歲）和中年（35-45歲）成人中，多基因風險評分與BMI密切相關，成年后期（45-65歲）的BMI則與成年早期的BMI間接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亞人中，鑒定出的所有26個遺傳變異只能解釋BMI變化的1.5%，這說明，遺傳因素和生活方式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能比單純的遺傳易感性更重要。

　　社會心理因素：心理壓力同樣會導致異常的飲食行為和久坐的生活方式，進而增加肥胖風險。

　　值得關注的是，睡眠不足也是中國人群肥胖的危險因素。2011年，超過55%的3-17歲兒童和青少年睡眠不足；5.5%的18-44歲成人和11.9%的45-59歲成人平均睡眠少于7小時。一項隨訪8年的中國成人前瞻性研究顯示，每天睡眠6小時或更短的人群，體重增加（≥5公斤）和中心型肥胖的風險要高于那些每天睡眠約7小時的人群。

　　其他暴露因素：有些內分泌干擾化學物質也會影響人體肥胖風險，比如雙酚A（BPA）和鄰苯二甲酸酯的暴露與兒童和成人肥胖風險增加有關。味精（谷氨酸鈉）也有潛在致肥胖作用，對超過1萬名健康中國成人的研究顯示，相比攝入量最低的20%人群，谷氨酸鈉攝入量最高的20%人群超重或肥胖的風險增加了33%。

　　早期發育：生命早期的一些暴露也會影響超重和肥胖風險。比如在中國3歲以下的兒童中，胎兒巨大（體重≥4000g）與日后超重和肥胖的風險增加有關。中國孕產婦的肥胖率從2005年的5.0%增加到2014年的8.2%，而超重率從20.8%增加到24.9%。

　　小結

　　總結來看，不健康飲食、久坐的生活方式等風險因素會導致超重和肥胖，而系統和環境因素進一步驅動了這些個人因素，加之遺傳易感性、社會心理因素、暴露源等因素的影響同樣加劇了肥胖。當前肥胖負擔和健康影響不容小覷，文章指出，我們需要強有力的投入和改變，來解決引起肥胖的環境因素和個人風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