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大部制終極方案猜想：“大金融監管”推進空間大

　　十九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此次機構改革既是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7次重大機構改革的延續和深化，也是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開放的舉措”。對此次即將展開的黨和國家機構歷史性變革，我們有六大猜想：

　　改革重心仍然是大部制;

　　改革范圍涵蓋黨、政府、事業單位等“各類機構”;

　　改革力度將是1998年以來最大;

　　行政機構之間和黨政機構之間的“雙大部制”整合是關鍵;

　　機構改革可能在未來幾年持續推進;

　　地方機構改革進展或超預期。

　　機構改革“舊內容”：精簡機構、轉變職能、大部制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從1982年至2013年共實行了7次機構改革。

　　從1982年以“撤并機構、裁減人員”為原則的機構改革，到1998年徹底消除政企分開的機構改革，再到2008年和2013年對大部制改革的嘗試，7次機構改革具有以下5個特征：

　　1、精簡機構和人員，提高行政效率是主要表現，經過7次機構改革，國務院行政機構由100個減至46個，組成部門從52個減至25個;

　　2、改革主線明確，均圍繞“轉變政府職能，逐步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行政管理體制”展開;

　　3、改革重點不斷變化，1982年改革以精簡機構為重點，1988年、1993年和1998年改革則以轉變政府職能，消除政企不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為改革重心，2003年機構改革則是在加入世貿組織后對政府管理體制的進一步完善，2008年和2013年改革是對十七大報告提出的大部制改革的嘗試和調整;

　　4、每隔5年左右時間進行一次機構改革，但力度最大當屬1998年;

　　5、7次機構改革均以行政機構改革為主。

　　機構改革“新方向”：“雙大部制”整合

　　十九屆三中全會指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場深刻變革”，并決定將《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的部分內容提交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

　　結合對以往7次機構改革的梳理，我們對此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提出六大猜想。

　　猜想一：此次機構改革是2008和2013年改革的延續，改革重心仍然是大部制改革;

　　猜想二：改革力度將遠超2008年和2013年，此次機構改革可能是1998年以后再次啟動大規模機構改革;

　　猜想三：十九大報告指出“統籌考慮各類機構設置”表明，改革范圍將是涵蓋黨的機構、政府機構、社會組織、事業單位等“各類機構”;

　　猜想四：“雙大部制”改革是關鍵，十九大報告提出“在省市縣對職能相近的黨政機關探索合并設立或合署辦公”，十九屆三中全會提出“統籌設置黨政機構”，均表明此次機構改革的關鍵特征是形成行政機構之間和黨政機構之間的“雙大部制”整合;

　　猜想五：機構改革可能在未來幾年持續推進，對標1998年機構改革，國務院、國家機關及群眾團體、市縣鄉機構改革漸次展開，歷時四年半;

　　猜想六：地方機構改革落實進展或超預期，從過往7次改革來看，多以自上而下、先中央后地方的方式漸次展開，但從地方在環保領域等政策執行情況來看，地方政策執行效率大大提高，地方在機構改革的落實上或超市場預期。

　　大部制改革怎么改?

　　“大生態”、“大市場監管”和“大金融監管”推進空間最大。

　　2008年和201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對相關領域的職能進行統合，組建了交通部和食藥監等，使我國的大交通、大社會、大衛生的格局基本形成，大文化、大能源得到推進。未來大部制改革怎么改?

　　一方面，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設立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自然生態監管機構，“山、水、林、田、木”的統一管護，“大生態”改革方向明確;從2013年起，安徽省、上海浦東新區、天津市、陜西省等先后按照工商、質監、食藥監“三局合一”的模式，構建統一的大市場監管體制，“大市場監管”也是大部制改革的方向之一;金融體制方面，分業監管與金融混業經營事實的體制性矛盾，也對“大金融監管”提出了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