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傳忠呼吁盡快制定《質量促進法》

　　據媒體報道，去年國慶期間，日本東京池袋附近的西武百貨和東武百貨人氣旺盛，退稅區排起30多米的長隊，其中超過6成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游客。

　　 另據媒體報道，德國法蘭克福機場，每個免稅店都擠滿了中國游客，名牌手表、名牌衣服等很多熱門商品被搶斷貨。

　　 上述持續外流的購買力，一方面讓國人成為世界各國最受追捧的“上帝”，一方面也折射出我國零售行業和產業界在應對“消費升級”方面存在的諸多不足。

　　 全國政協委員魏傳忠早早就關注到了這一現象，在他看來，只有從供給側發力，生產出更高質量、更具品牌吸引力的產品，才能挽留住中國人逐漸外流的購買力。

　　 根據國際經驗，人均GDP在8000美元左右時，消費結構將從生存性消費向發展型消費升級。而目前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8000美元，正邁入品牌消費時代，高端品牌需求旺盛。但是，由于質量水平、標準水平和可靠性水平不高，導致我國質量溢價總水平長期處于負值，極大地制約了經濟的轉型升級發展。

　　 魏傳忠表示，近年來國內消費總體不旺，境外消費年均增長卻達到25%以上，這種財富的國際轉移，導致了我國人民“勤勞而不富裕”的現狀。

　　 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游客境外消費增至2009年的3倍，2014年，我國出境人數超過1億人次，境外消費總額超過1萬億元，繼續保持全球第一。這些數據表明，我國消費者需求結構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人們不再滿足低端產品，尤其中等以上收入人群對高質量的生活充滿期待。而面向低收入群體為主的供應體系，沒有及時跟上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消費結構。

　　 “國內供給低端過剩、高端短缺的問題突出。”魏傳忠認為，提高質量，已經成為新常態下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和主動方向。他呼吁盡快制定《質量促進法》，從供給側發力，發揮質量的推動和支撐作用，著力增強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力。

　　 在現代國際經濟發展史上，質量在大國崛起中扮演著重要的推進作用。20世紀60年代日本提出質量救國戰略，80年代美國制定質量振興法案等，都促進了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增強。上世紀50年代，德國實施“以質量推動品牌建設，以品牌助推產品出口”質量政策，鑄就了其堅實的實業基礎和過硬的全球品質，即使在經歷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雙重打擊的困難時期，依然可以憑借“德國制造”的頑強生命力而一枝獨秀，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

　　 本世紀以來，我國質量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總體質量環境依然有待改善。一方面，假冒偽劣屢禁不止，安全底線屢被突破，人們尚缺乏足夠的消費安全感。另一方面，優質產品尤其知名品牌涌現乏力，消費引導力明顯不足。

　　 魏傳忠表示，人們日益增長的消費能力與質量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突出，制約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影響著社會和諧穩定。質量成為提升供給力和理順供需關系的關鍵，重拾人們消費信心，必須發展質量。

　　 去年初被熱炒的“國人搶購日本馬桶蓋”事件，一度令“中國制造”蒙羞，而根據質檢總局一項關于馬桶蓋的產品質量國家監督專項抽查和行業調查顯示：大部分不合格產品都是由國內中小企業生產的，中日主流品牌無論是在功能還是安全性能上，并沒有明顯的差異。

　　 該調查再次凸顯了質量供給的日益迫切。國內小企業在質量上的差距和大企業在品牌實力上的差距，都需要用質量促進去彌補差距，夯實基礎。

　　 魏傳忠說，目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全社會需要擺脫以往片面的“速度情結”，做到“量質平衡”，從過去的速度效益型模式轉向質量效益型模式。

　　 現行的質量法律制度偏重對質量問題的政府管理，而對于質量發展和質量促進仍是空白，無法提供足夠必要的質量制度供給，這既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質量需求，也與建立完善中國特色質量法治存在較大差距，迫切需要制定質量促進性立法進行有益補充。

　　 魏傳忠表示，質量促進法定位為構建全社會各主體質量共治機制，明確各主體在質量促進中的權利義務關系的基本法。國家有質量立法、企業有質量信仰、老百姓有質量信心，才能釋放質量之于經濟的不盡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