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記黃大年：一位戰略科學家的追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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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年（前排中）與學生外出徒步。（資料圖片）新華社發

走近全國教書育人楷模

黃大年離開后的第246天，博士生喬中坤發了一條朋友圈，緬懷他的這位嚴師慈父和忘年之交。

這一天，是2017年9月10日。

2009年，51歲的黃大年放棄英國的一切，作為國家“千人計劃”特聘專家回到祖國。他選擇了到母校吉林大學做全職教授，成為東北第一個引進的“千人”專家。他負責“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制與實驗項目”及相關領域科研攻關，引領中國科學家沖入“深地時代”。

他沒日沒夜地工作，辦公室深夜明亮的燈光被稱為吉林大學地質宮“不滅的燈火”……

黃大年抱著“活一天就賺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的信念，在通往世界科技強國的征途上，拼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正如他在生前接受最后一次采訪時說：“為了理想，我愿做先行者、犧牲者。我已經50多歲了，生命也就這么幾年了，能做出點兒事情，讓后來人有一條更好走的路。”

身影：追星逐日以身許國

吉林大學地質宮，507房間的門一直關著。那個繁忙的身影，再也不曾出現。

很長一段時間，黃大年的工作秘書王郁涵都不敢從那扇大門前走過。

“哐當……”一年前從507辦公室傳來的那聲悶響，王郁涵每每追憶都心悸不已，“沖過去一看，黃老師倒在地上了”。

翌日，北京青龍橋地球深部探測中心，從長春飛來的黃大年神采奕奕，沒有人知道他前一天曾累倒在地，也沒有人知道他上臺前悄悄吃了速效救心丸，與會評審專家認真聽取他所負責的“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制與實驗項目”的匯報，最終給予了“項目成果具備國際領先水平”的專家組意見。

黃大年每天追星逐日，跟時間賽跑。

7年間，他平均每年出差130多天，最多的一年出差160多天，幾乎每次出差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滿滿的。訂“最晚的班機”已經成了慣例，他總是在最后一刻合上電腦，下樓上車，等飛機平穩，再次打開電腦……

科學競爭只有第一，沒有第二。不管你付出多少努力，都有可能在這場爭分奪秒的競賽中被其他人領先一個身位，頂尖科學家都被這種不安全感環繞著，黃大年也不例外。

沒人知道，黃大年把24小時掰成多少塊。

一撥撥記者進入黃大年生前的辦公室、實驗室，與曾和他并肩戰斗的同事、學生談話，試圖拼湊出一張黃大年回國7年的圖譜。可這張圖譜始終沒能形成一個完整的閉環，它總是被分叉的線頭引向千頭萬緒，就像當我們凝視著黃大年辦公室里足以覆蓋整個墻面的2016年的日程表，不斷深入到其中一件采訪時，會發現，在那個時間點他同時做著其他幾件事。

對于時間，黃大年錙銖必較。

“真的沒時間”，每次讓黃大年填寫榮譽材料，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黨委書記黃忠民都會被這句話堵回來，“大年參加學術會議或講座，能準備十幾頁的材料，但要讓他填報個榮譽材料，半頁紙都找不到。”

黃大年對時間的焦慮感并非無來由，他太知道地質勘探對于一個國家有多重要。

回國后，有一次記者問黃大年，中國的深地探測與西方發達國家有多大的差距。

“我們是‘小米加步槍’，人家是‘導彈部隊’。”黃大年語氣中帶著憂慮，就這些“步槍”，還是進口來的。

2009年底，闊別祖國17年之久的黃大年，放棄英國國籍，說服妻子賣掉經營多年的兩家診所，“逃離”了英國，“必須立刻走，我怕再多待一天都有可能改變主意”。

當時的他，正擔任劍橋ARKeX地球物理公司研發部主任、博士生導師，帶領著一支包括外國院士在內的300人團隊，從事海洋和航空快速移動平臺高精度地球重力和磁力場探測技術工作。

朋友孫偉說：“他這一回來，就像跑步上了戰場！”

黃大年會抓住一切機會談工作和構想，像一個布道者。“每次一見面，不論原來主題是什么，他說不了兩句，就會開始講他的科研。”比黃大年高一級的學長、吉林大學原黨委副書記韓曉峰說。

但對學生，黃大年的時間支配簡直是“揮金如土”。

在黃大年的筆記本電腦里，他給每名學生都建了學習筆記和讀書報告文件夾，在開會休息期間就通過郵件批閱。每次出差的午休時間，他都會通過視頻通話，給學生解答問題。喬中坤記得，無數次黃大年拖著行李和疲憊身體出差回來，第一站總是實驗室，他要檢查學生的學習近況。

“進的青澀出的才。”這是國家交給他的另外一項使命。“我是在為國家培養人才，馬虎不得。”黃大年常說。

7年間，黃大年指導了18名博士研究生、26名碩士研究生，還擔任過地球物理系第一屆“李四光實驗班”班主任。這個班的好幾名學生繼續攻讀碩博學位時，都選擇了他做導師。

“你們是為國家做事情的人，老師有一身的本領要教給你們。”喬中坤本科剛入學時并不太理解黃大年這番話的意思，7年后，他懂得了老師每一句話的意思。

“我是從農村考來的，眼界、專業知識都是跟著黃老師一點點打開的。”黃大年住院后，喬中坤和其他學生輪流值守，他心疼原來那么壯實的導師在病床上一天天虛弱下去，“總覺得他打幾天針，做了手術，能好起來……沒有想到他就這樣走了”。

黃大年去世后，他帶的第一批博士生、“大弟子”馬國慶比以前更忙了，晚睡早起，整天泡在實驗室里，他要把導師未完成的工作做下去。

如今，那個繁忙的身影已經消失了，但地質宮的燈依舊夜夜不眠。

夢想：與世界比肩的“深探夢”

那個夢想，如同信仰一般，種在少年黃大年的心中。

地下千尺，黑褐色的煤層下埋藏著什么？這曾是黃大年少年時代的“天問”。

帶上行囊，隨父母鉆進卡車，從一個礦區駛向另外一個礦區，這種情景在黃大年的童年不斷重復著。在地礦系統長大的黃大年，從小跟著父母在礦區流動“居無定所”，礦區像他另一個家。從那時起，“勘探”如同宿命般，同他，也同他腳下這片土地糾纏在了一起。

黃大年額頭有一條明顯的傷疤，那是物探在他身上留下的第一個痕跡。高中畢業后，單位子弟大多直接在系統內參加工作，黃大年也不例外地被分在廣西第六地質隊，做了物探操作員。“那時的工作充滿風險，傷是在采集關鍵數據時留下的。”黃大年曾對人說。

山路，對于身為物探隊員的他早已如同平地。1977年高考前一天，他整整徒步一天，走向了廣西容縣楊梅公社中學，走進改變命運的考場，也踏上了一段傳奇之旅。

放榜時，他以超出錄取分80分的成績考入長春地質學院（現吉林大學朝陽校區），畢業后留校任教。“大年老師當年的成績是可以上清華北大的，但他依然選擇了地球物理。”馬國慶說。

韓曉峰長黃大年兩歲，大學時比黃大年高一個年級，“我倆不是一個專業的，但我對他印象很深，‘文革’剛過，好不容易能夠上大學，那個時候大家都刻苦，比著學，大年專業成績和專業意識都非常出色，是全校僅有的10個‘三好標兵’之一”。

“農林水地礦油，當時是最艱苦的專業。”韓曉峰回憶說。

“同學們，你們知道什么是地質勘探嗎？”開學時，老師問臺下學生，學生們都搖頭。

老師教他們唱了一首歌：“是那山谷的風，吹動我們的紅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我們的帳篷。我們有火焰般的熱情，戰勝了一切疲勞和寒冷。背起我們的行裝，攀上層層的山峰。我們滿懷無限的希望，為祖國尋找出豐富的礦藏。”

“唱起這首歌，便知是地質人。”這首《勘探隊員之歌》如同暗號，串聯起那個時代地質人的共同夢想。

野外，尖利如刀的疾風，挾著沙石，磨糙皮膚，那是個苦差事。以鐵軌聲、駝鈴聲為伴奏，青年黃大年唱起這首歌時，渾厚歌聲從胸腔發出，響徹荒原，一股力量在心中升騰，驅散疲勞。

幾十年前，“為國家找礦”，于黃大年是一種近乎夢想的使命。他總是比其他人更刻苦、更努力，無形的鞭子在鞭策他。幾十年后，他成為了地球物理專家，初衷不改。

人工智能專家王獻昌是被黃大年拉到吉大的“千人專家”，“大年的夢想，是要形成高空、深海、深地綜合的探測系統，這個目標非常宏大”。黃大年生前對王獻昌說，自己一心想要“為國家把失去的20年追回來”。

如今，國家間的競爭既是文化軟實力的競爭，更是科技硬實力的競爭。

在大宗礦產資源領域，我國礦產資源探明程度僅為1/3，依賴進口已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未探明的“2/3”，究竟在哪里？在陸地下500米至4000米乃至更深的地方！

當西方發達國家勘探開采技術深度已達2500米至4000米時，我國卻大多小于500米。向地球深部進軍是我國面對國際能源競爭必須解決的戰略問題。發展地球物理探測技術是其中的關鍵。

有人將黃大年稱為“戰略科學家”，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劉財覺得這是一個恰如其分的定位。

“一個科學家他是不是戰略科學家，首先是他規劃、完成的事情，是不是服從于國家需要，是不是站在國際前沿上去思考問題，他所統領的各個碎片化的工作重新集成以后，能不能集成出一個真正的國家需求、國際前沿的這么一個成果來，或者說一個研究領域來。我覺得他做到了。”劉財說。

翻看黃大年的名片，上面的頭銜是“吉林大學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中心主任”。這個中心正是他回國后力推成立的。

在所有航空物探儀器中，最關鍵的是航空重力梯度儀，它歷來是探測裝備領域的制高點之一。它可以反映地下密度突變引起的重力異常中的變化，探測精度非常高，可以探測出海面下幾百米深度內，一輛卡車大小的目標，并且效率也很高，不受地形限制，一天就可以完成傳統方法幾個月的工作量，這種裝備對資源探測和國土安全意義重大。

2010年6月，黃大年出任第九項目“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制與實驗”首席科學家，專攻深部探測所急需的高端設備的研發和實驗。

黃大年沒有把眼光僅僅盯著自己的學校，而是放眼全國，尋找最適合的科研單位。

許多單位想要參加，他不提前通知，直接“飛”到人家的實驗室和車間，摸清對方資質和水平。一旦選到合適的科研單位，他會直接給對方負責人打電話，開口便說：“我有一個幾億元的項目，想請您單位參與進來研究。”以至于很多單位的領導接到電話簡直不敢相信：“誰會主動給錢、給項目？不會是騙子吧！”有些自認為和他關系不錯的專家找來，想“爭取經費”，他一句“我沒有對手，也沒有朋友，只有國家利益”，噎得對方說不出話。

后來，大家發現，“居然連吉林大學也沒有多拿一分錢”。

為此，黃忠民曾與他爭執，“學校學院年底都有考核，在項目和經費分配上，你給吉林大學做了什么，給學院又做了什么？”黃大年聽罷只回答：“可這是為國家做事。”

2016年6月28日，以他所負責的第九項目“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制與實驗”結題為標志，短短幾年時間，中國深部探測能力已躍居國際一流水平，部分領域處于國際領先地位。歐美學界發出驚嘆——中國人不再沉默了，中國正式進入“深地時代”！

是夜，慶功宴上的黃大年喝掉半瓶白酒，淚水縱橫：“咱們追上了，終于追上了！”

旋律：海歸科學家的愛國之歌

幾年前的一次吉林大學留學人員聯誼會上，吉林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姚立華演唱了《我愛你，中國》。一曲終了，一位個頭不高、身材微胖的人走過來一邊和她握手一邊說：“這首歌讓我感動，我們常年在國外的人，對祖國的愛很深很深。”她能看出來，這位老師剛剛流了淚。

后來她知道這位老師叫黃大年，他是有一個很多頭銜的專家，但他有個身份，卻是他最看重的——“愛國者”。如今，這位聽到《我愛你，中國》就會熱淚盈眶的人卻永遠走了，消失在北方銀色的冬天里。

2009年底，黃大年決定回國。

一切的起因，只是一封短短的郵件。

這是劉財發給黃大年的一封郵件，郵件中是國家“千人計劃”的有關材料。

這封郵件讓黃大年心潮澎湃。

“振興中華，乃我輩之責！”1982年1月，他在大學畢業紀念冊上這樣寫道；

“我一定會回來的！”18年前，他赴英國利茲大學攻讀地球科學系博士學位時，對為自己送行的同學說；

“是時候了！”收到劉財的郵件后，黃大年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它意味著放棄了每天紳士般的生活，放棄了世界上最好的科研條件，放棄了國際著名地球物理學家的高薪待遇……

他毫不猶豫地回到東北，回到他的母校，他愛這個國家的一草一木，就像他最愛的那首《我愛你，中國》里唱的那樣：“我愛你碧波滾滾的南海，我愛你白雪飄飄的北國”，他要把真正的論文寫在自己祖國的大地上。

“當時我們有一項地球勘探項目，想在‘十二五’時期取得突破，缺一個領軍人物。正著急時，有人推薦了剛回國不久的黃大年。”科技部一位負責人回憶道，“我去長春找了他，第二次見才敢開口求他——因為這個經費上億元的項目里，黃大年分不到一分錢。”“沒問題！”黃大年不假思索的回答讓對方愣住了，“我有一肚子的想法和本事，只要國家需要，我就和盤托出。”

2010年春天的一個早上。項目課題組長視頻答辯會馬上要開始，但人員還沒到齊，匯報材料也沒交全。“人浮于事！”電腦前的黃大年手一揮，猛地把手機砸向地面，把手機屏幕摔了個粉碎。助手們都驚呆了，從沒見過黃老師發這么大的火。

“匯報材料不好好做，開會不按時到！這可都是國家的錢，都是納稅人的錢啊！”黃大年拍著桌子吼道。事后，黃大年坦言：“我有時很急躁，我無法忍受研究進度隨意拖拉。我擔心這樣搞下去，中國會趕不上！”

同樣是吉大人，同樣旅居國外18年，同樣的功成名就，在未見黃大年之前，吉林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千人計劃”特聘教授崔軍紅就對這個師哥有種惺惺相惜的感覺。一次偶爾的學術交流，讓當時還是美國康涅狄格大學教授的她再次踏上故土。

“中國水下國門洞開。”黃大年語氣中的憂憤和焦慮讓她難忘。跟黃大年從事的深地探測一樣，崔軍紅所從事的水下通訊在國內也面臨著高端設備依賴進口的處境。

“回來吧，吉林大學要上天入海，母校需要你，祖國更需要你。”黃大年的語氣中有種讓人難以抗拒的魔力，閉門5小時的深談后，走出地質宮，天擦黑，崔軍紅心緒澄明，她打定主意回國。

后來她才知道，黃大年在下一盤很大的棋，“他要打造一個學術特區”。2016年，回國僅僅半年多，黃大年就統籌各方力量，打造了一個輻射地學部、醫學部、物理學院、汽車學院、機械學院、計算機學院、國際政治系等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區。

“大年的這個戰略設想涉及衛星通訊、汽車設計、大數據交流、機器人研發等領域的科研，可在傳統學科基礎上衍生出新方向，有望帶動上千億元產業項目。”現任吉林大學交叉學部副部長的“千人計劃”專家馬芳武說。

而支撐起這個特區的，是一批像黃大年一樣的歸國教授，王獻昌、馬芳武、崔軍紅……

“試問有誰不愛國！”崔軍紅說。黃大年那沒有任何雜質的拳拳赤子心，點燃了他們內心的沖動。“沒有‘海漂’經歷的人，很難理解我們這些‘海歸’內心的急迫。”

“中國需要黃大年們，黃大年們更需要中國。”

在吉林大學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中心，“千人計劃”特聘專家、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殷長春教授腰上纏著治療腰肌勞損的護腰，那是長年勞累的后遺癥。當記者推開林君辦公室的門，座位上的他握著筆睡著了……

在之后的采訪中，不斷涌現的細節一遍又一遍確認著，黃大年并非“孤勇”，這里有一幫跟他一樣醉心科研的“瘋子”。

2016年11月19日晚上8點多，黃大年突然在微信朋友圈里問道：“誰還記得我們在校慶70周年晚會時合唱的那首歌叫啥名字？一天一夜沒睡了，剛吃完一頓飯，就想聽‘她’。”

這首讓黃大年念念不忘的歌曲，正是1988年中央電視臺播放的一部謳歌錢學森、鄧稼先等科技知識分子的專題片主題曲——《共和國之戀》，歌詞寫道：在愛里在情里，痛苦幸福我呼喚著你；在歌里在夢里，生死相依我苦戀著你……

如今，這位愛國者已經離開，但是這首愛國之歌卻將被永遠傳唱下去。（本報記者 劉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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