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技術決策沙龍：轉基因作物發展困局待解

　　 “這么多年來，我做食品安全的報告時從來不談轉基因，因為我認為它不屬于食品安全的問題。可是在互動時，總有人會提。”

　　4月29日，在北京市科協科技思想庫轉基因技術決策咨詢沙龍（以下簡稱“沙龍”）上，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君石上臺道出了這樣一番話。

　　與其說這是陳君石個人的“困惑”，不如說這是當下中國關于轉基因技術討論“僵局”的折射。一方認為轉基因食品經過了嚴格的、科學的安全性評價，至今沒有科學證據表明轉基因食品對人體健康有害；另一方則篤信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仍沒有定論”。

　　沒有火藥味十足的“唇槍舌劍”，沙龍上，專家學者從轉基因技術發展、轉基因食品安全檢測和監管、轉基因科普等角度各抒己見，與媒體記者展開了一場面對面的交流互動。

　　批準上市的轉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任何作物新品種的誕生都必須發生基因的改變，不同方法的使用目的都是要改變作物的基因。”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院長羅云波說。

　　如今，農田里種植的絕大部分作物已經不是自然進化而產生的野生種，而是經過千百年來農耕活動而人工選育的結果。無論是選育品種還是改良品種，前提條件都是作物基因的改變和交換。

　　陳君石認為，不少人擔心轉基因不安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對轉基因技術還不了解：“傳統雜交育種技術，是無數基因發生了改變。現代轉基因技術，是1~3個基因發生了改變。”

　　在羅云波看來，轉基因育種和常規雜交育種相比，“方法不一，本質相同”。“都是在原有品種基礎上對其遺傳基因進行改造，只不過是基因工程使這種改造更為精確、更有預見性、效率更高而已。”羅云波說。

　　他解釋道，常規雜交育種的方法在使被改造生物獲得良好基因的同時，也繼承了許多不需要的可能不良的基因。而基因工程育種能夠精確地獲得所需要的基因，從而大大縮短了育種年限和成本。“可以說，轉基因育種其實是雜交育種的升級版。”羅云波打了一個比喻。

　　盡管不少人明白其中的原理，但是對轉基因食品安全與否仍將信將疑。有人認為，如果不能拿出確切的證據證明轉基因的安全，不如采取保守的觀望態度。

　　對此，陳君石表示：“從科學的研究角度，我不能證明是安全的，我只能用科學實驗來證明它沒有不安全。”

　　實際上，我國對轉基因作物有嚴格的管理規定，對其食用安全的評價內容涵蓋了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等組織頒布的轉基因作物食品安全評價指南里的所有內容。

　　以抗蟲轉基因水稻Bt汕優63為例，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對該稻米進行過90天的喂養實驗，將其混入飼料喂養大鼠。湖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也對其進行過大鼠傳統致畸、慢性毒性、三代繁殖等實驗。一系列的食用安全性實驗表明，Bt汕優63與非轉基因對照水稻同樣安全。

　　謠言“鐘情”轉基因

　　盡管科學實驗顯示，轉基因“沒有不安全”，但是轉基因技術在中國確實境地尷尬。

　　事實上，中國曾是世界上最早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國家。2004年以前，中國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快速增長。

　　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教授胡瑞法曾對國內網絡上關于轉基因的觀點作過溯源。他發現，從2004年開始，轉基因農產品的安全性逐漸成為公眾關心的熱門話題，也是從那時起，中國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增長開始趨緩。

　　胡瑞法研究發現，目前國內盛行的關于轉基因不安全的觀點，有來自“非專業人士”的科學發現或隔行學者的誤導，還有的是利益相關者的杜撰，更有甚者，是對相關科學報告數據篡改而制造的謠言。

　　謠言通過各種渠道進行傳播、轉發、發酵，各種傳聞甚囂塵上，并最終引爆了公眾的信任危機。

　　胡瑞法還曾對1981年以來美國《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中關于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全部SCI論文進行了研究。他發現，絕大多數研究成果表明轉基因技術是安全的。這表明轉基因產品安全性的“爭議”均被科學界否定，所謂的“爭議”都不是科學爭議。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即過一段時間總會出現一篇或幾篇發現轉基因產品不安全的論文。這些論文一出現便很快引起強烈關注，但均在較短的時間內便被否定。”胡瑞法說。

　　基因農業網主編方玄昌認為，謠言之所以“鐘情”于轉基因，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和其他技術相比，轉基因牽涉的相關方更為復雜，加之轉基因技術與老百姓距離很近，人人都很關心，因此，轉基因的謠言也散布得更為廣泛。

　　轉基因作物育種困局亟待破解

　　“由于在‘轉基因安全’問題上受到諸多復雜因素的影響和牽制，近年，我國農作物生物育種的產業化進程減慢了。”談到中國轉基因育種技術的發展，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顯得憂心忡忡。

　　據悉，目前世界上28個國家批準大面積種植轉基因作物，批準種植的轉基因作物主要性狀包括抗病蟲、抗除草劑、節水耐旱、營養品質改良等，另有37個國家和地區批準轉基因作物產品進口用于飼料和食品加工。

　　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也以極快的速度增長。2004年，全球有0.84億公頃土地種植轉基因作物，到2012年迅速增長至1.8億公頃土地種植轉基因作物，占全球耕地面積的12%。

　　黃大昉介紹，近年我國在轉基因糧食作物產業化推進上止步不前，結果不僅在發展水平上與美國的差距重新拉大，而且發展速度已落到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之后。

　　在黃大昉看來，科技競爭地位削弱最終導致我國農業對國際市場整體依賴程度不斷增加、農業種子市場陷于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同時，轉基因產品走進了“品種安全卻不予審定”的“斷頭路”，陷入了“能吃不準種、能研不能用；農民偷著買，管也管不住”的困局。

　　盡管轉基因育種面臨困局，但是，黃大昉也表示，不要低估我國轉基因育種創新與產業發展能力。

　　其中，抗蟲棉的產業化是我國自主發展轉基因育種搶占國際生物技術制高點的范例。截至2012年底，抗蟲棉種植率已超過90%，受益農民總數超過1000萬，累計增收超過939億元，僅2012年就超過135億元。殺蟲劑用量降低了70%~80%，農業生態環境得到顯著改善。抗蟲棉不僅在國內市場占有絕對優勢，而且技術對外出口，在國際生物育種領域爭得了一席之地。

　　“我國已初步建成獨立完整的生物育種研發體系。”黃大昉表示，我國已經初步建成了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包括基因克隆、遺傳轉化、品種選育、安全評價、產品開發、應用推廣等環節在內的轉基因育種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體系。雖然研發的整體實力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但已擁有抗病蟲、抗除草劑、抗旱耐鹽、營養品質改良等重要基因的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

　　如何突破轉基因育種發展的困局？

　　黃大昉認為，首先，要“對不適應發展需要的管理規則和程序進行必要調整和修訂”，其次，對某些產業的發展制定切實可行的、推進產業發展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此外，他還認為，加強轉基因科普宣傳、推進轉基因創新研究和產業化三者間緊密相關，相輔相成。

　　“從某種意義上講，當前積極推進轉基因成果轉化尤為重要和迫切。不推進產業化無法真正激發自主創新活力和引導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不推進產業化也不能讓社會和老百姓真切了解和感受新技術帶來的好處，科普宣傳也難收到實效。”他表示。

　　在這一點上，方玄昌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我認為，最有效的科普是政府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