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印度“圍剿”的中國CART：不僅是藥企不“爭氣”

　　“到底印度CAR-T獲批的標準是什么？”

　　“CAR-T療法這么快降到3萬美元，誰敢保證療效？”

　　“它們攻克了什么技術難題？”

　　“國內CAR-T還在100萬的門檻徘徊，能不能學學印度和巴西呢？”

　　“在質量同等的情況下，把東西做便宜了，那才叫便宜。”

　　“想要降到20萬，再等十年吧……”

　　隨著印度、巴西僅3-4萬美元（約合20-30萬元）的低價CAR-T橫空出世，產業界的討論縈繞。

　　“這是一條未來必須走的路。”的確，降價是趨勢，但直接要求降至印度CAR-T的價格標準，短期來看并不現實。

　　國內藥企會感受到壓力嗎？答案是肯定的。

　　未來一段時間內，國內的CAR-T或許都面臨著被拿來與印度、巴西相比較的“痛苦”。

　　然而這是它必須經歷的階段。其實，這不僅是CAR-T的“痛苦”，也是所有中國創新藥正在經歷的“痛苦”。

　　直面低價CAR-T背后的關鍵爭議

　　縱使印度、巴西低價CAR-T一聞已過半月有余，但產業界的討論仍不絕于耳。

　　初聞這一消息，博生吉創始人、董事長兼CEO楊林的第一反應是，印度或許是按照醫療技術的模式進行管理和制備CAR-T細胞。這也是大多數產業人士在接受E藥經理人采訪時共同的猜想之一。背后原因很簡單，按照醫療技術的管理模式，CAR-T的成本必然大幅度低于按照藥品監管模式的CAR-T細胞藥物。

　　眾所周知，中國的細胞治療，經歷過醫療技術和藥品監管兩條路線之爭。目前國內對于細胞治療的監管，一直采用“雙軌制”，但為避免出現曾經在醫院或實驗室自制的類似手工作坊式的CAR-T，難以保證質量及穩定性，產業界而今更傾向于將其作為藥品來監管，但這同樣需要付出更高的監管成本。

　　基于此，印度獲批的監管標準究竟是什么？這是多位受訪者提出需厘清的首要疑問。監管差異也繼而引發了一系列細節問題。國內已有一款CAR-T上市的公司高管汪軍（化名）提出疑問，印度藥監部門會否對檢測的項目要求更少一些？具體的檢測項目是什么？

　　“按照國內此前走醫療技術模式，在院內制備CAR-T可能比印度和巴西價格更便宜一點。”汪軍指出一大誤區，“國內之前院內制備CAR-T如火如荼，稱為IIT（研究者發起的臨床試驗），與藥監審批IND迥異，是科學審查的途徑。按照這種方式，在醫院里面自己審查完就可做臨床，CAR-T一般價格約在二十余萬，有可能比印度的價格還低一些，但質量一度曾出現混亂。”

　　拋開可能存在的監管差異，印度、巴西CAR-T療法之所以能夠實現“低價”，又攻克了哪些技術難題？

　　楊林分析，從已經披露的信息來看，印度該款CAR-T療法是一種具備人源化CD19抗體片段的傳統自體細胞治療產品，其研發團隊的CAR-T藥物相關基礎技術得到了美國國家腫瘤研究中心的培訓和指導。“該藥物從結構和制造流程上與目前已上市的幾款自體CAR-T療法相比并無顯著差別。”

　　因此，全面的“本土化”可能是制造成本顯著降低的關鍵。

　　“這里的‘本土化’不僅包含可顯著降低成本的生產基地，生產技術人員的本土化，還可能包括CAR-T藥物生產用病毒載體原材料，檢驗原材料的本土化。”楊林進一步分析。

　　雖然印度并未詳細展現各自技術的迭代究竟在何處，但提到了自有的病毒載體生產。宜明細胞聯合創始人、CEO 李琦琛分析，對于報道所說“自有病毒載體生產”，應該是進行了技術的改進和提升，如可能是從貼壁系統到懸浮系統的改進。隨著平臺工藝的提升，產能得以增加，且該病毒載體自有而非歐美采購，繼而實現了成本降低。另采用獨特的細胞培養技術，應該是解決了一次性培養系統耗材昂貴問題，也使成本有所下降。

　　針對巴西這款CAR-T療法，從已經披露的信息來看，楊林分析，一方面可能基于全自動全封閉細胞產品生產設備及其技術平臺，成功打造了分散的產品生產制造模式，該模式可能顯著降低產品生產、運輸與存儲的成本；另一方面，結合高效的病毒載體生產工藝可通過顯著降低病毒載體成本進一步降低細胞產品生產成本。

　　之所以可以在上述環節降低成本，必然離不開印度和巴西的自有優勢。

　　首先印度和巴西作為發展中國家，市場環境以及人力成本優勢為他們提供了降低CAR-T藥物生產成本的充分動力與堅實基礎。一方面，印度和巴西的醫藥行業與歐美主流市場長期高度接軌且各具優勢，具備充分的人才與技術儲備，這為快速實現突破提供了肥沃土壤。另一方面，印度和巴西一直以來在創新藥本土化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與特色。

　　不過縈繞在低價CAR-T身上，仍有些未明的地方。另一大頗具爭議性問題是，它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如何衡量？必須強調的是，低成本不應是產品安全性、有效性下降的誘因，所有降低成本的技術路線都應該以保證產品安全性、有效性為前提。

　　根據2023年12月在美國血液學會會議上公布的試驗結果，在印度進行的有64 名晚期淋巴瘤或白血病患者參與的兩項小型臨床試驗中，67% 的患者（53 名患者中的 36 名）表現出客觀緩解，約50%的患者表現出完全緩解。

　　這一結果也許并不驚艷，但楊林從有效性角度分析，認為其和目前已上市的幾款CD19靶向產品是具有可比性的，但體內持續性方面還需要更長的觀察時間。安全性方面，從該產品披露的人源化抗體技術路線可知其對于產品免疫原性，脫靶毒性方面是有一定設計規避的。

　　“不過還需要三到五年的時間考驗。”汪軍認為，雖然詳細情況暫未披露，但產品之間肯定會有差別，這仍是一大需要考量指標，對于病人來說，選擇長期療效，尤其需考慮復發率這一關鍵指標。“在質量同等的情況下，把東西做便宜了，那才叫便宜。”當人力成本、檢測指標、監管標準等各方面都放得很寬的時候，價格差別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