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宗葦：與“毒”對抗

　　很多人聽說過二噁英，卻不知道僅80克的二噁英可以毒死80萬人。它被稱為“世紀之毒”，美國雛雞浮腳病事件、越戰橙劑事件、日本米糠油事件、烏克蘭前總統尤先科毀容事件等，都有二噁英的身影。

　　敢于與劇毒對抗的人群，科學家從不曾缺席。就像今天的主人公，東方理工大學（暫名）協理副校長、講席教授蔡宗葦，從小懷揣著一個教授夢，卻沒想到一輩子與毒、與污染物對抗到底。

　　不久前，蔡宗葦因其突出貢獻，當選2024年度中國化學會會士。

蔡宗葦。受訪者供圖

　　能造福人類的研究

　　位于德國中西部的馬爾堡市，露天廣場上每年都舉辦音樂戲劇節和啤酒節，盛裝的人們的歡笑聲回響在蘭河畔。來到此地的人大多并不知曉，這附近二戰期間曾經有一個重要兵工廠，大量垃圾包括TNT在內無法馬上處理掉，只能在地里鋪幾張大號的塑料膜，進行填埋處理。對抗污染物的重任交給了陽光、土壤、蚯蚓等微生物，降解時間極其漫長。

　　若干年后，前來考察的蔡宗葦看到、聞到的卻是，河中的水泛黃，空氣中飄過TNT特有的刺鼻味道，甚至經過處理的居民飲用水也殘留同樣的氣味。

　　德國政府將治污的重任交到蔡宗葦的博士導師之一、馬爾堡大學施泰恩巴赫博士手中。“這項研究與民生直接相關，是一個能造福人類的研究。”蔡宗葦不禁小激動了一把，從此走上了環境分析化學之路。

　　與二噁英第一次“正面交鋒”是他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做博士后期間。他的導師、內布拉斯加大學教授格羅斯給了他兩個研究方向——一個是二噁英研究，另一個與他在德國做的工作一模一樣，治理地下水污染。

　　二噁英研究吸引了蔡宗葦。二戰期間，越南游擊隊一頭扎進茂密的森林中，美國飛機在空中失去了目標，于是撒下大量的橙劑，橙劑所到之處寸草不生，視覺障礙固然掃清了，但巨大的污染也由此造成了。橙劑中含有二噁英及其前聚體，經光照、生物降解會形成二噁英。戰后，當地人的皮膚癌高發、不孕不育，出現五只腳的青蛙，都與此有關。

　　制造橙劑的化工廠，也面臨著馬爾堡兵工廠的同款問題，土地無法焚燒，即便燒也燒不完，只能和德國做同樣的填埋處理。由于毒性強、人跡罕至，此處螃蟹橫行。蔡宗葦開發了一種高分辨質譜分析方法，在螃蟹體內檢測出新型的二噁英——硫代二噁英。

　　硫代二噁英是怎么產生的呢？原來工業生產往往采用硫磺做最后處理，硫磺既可解毒，也可消除味道，但是硫與二噁英的結合，就會產生這種新的有害物質。這一重大發現系國際上首次，上世紀90年代發表在環境化學的頂刊《環境科學與技術》上，彼時國人在該刊物上發表的文章很少，而蔡宗葦一發就是兩篇。

　　青年時期蔡宗葦似乎一切順利，唯一的“不順利”恐怕是，初到美國時，有半年的時間他的德式英語成為組里的笑料。要知道在德國撰寫博士畢業論文可供選擇的語種有英語或德語，他當時選擇用德文寫博士論文和博士學位答辯。

　　未泯的教授夢

　　1999年的一天，蔡宗葦坐在寬敞的辦公室里，心中卻空落落的。此時的他已是全球最大醫藥公司之一葛蘭素維康的首席科學家，也是在公司中唯一能招工業博士后的人。公司最鼎盛時期，甚至還有飛機直接接送高管往返于美國北卡羅來納州與英國曼徹斯特市。

　　可兒時，那個教授夢卻如潮水一般，奔涌而至。

　　“你長大想干什么？”生活在福州蔡氏大家族，老輩人捋著花白的胡須問道，一眾親戚齊刷刷地注視著他。

　　“我長大想做一名教授。”兒時的蔡宗葦應聲答道。雖然他并不知道教授是做什么的，但多少受到當過私塾先生的父親的影響，對教授一職充滿了崇拜。學霸如蔡宗葦，1978年考入廈門大學化學系，再去到德國、美國留學。

　　在一次家庭聚會中，叔公提醒他，父母年事漸高，而在太平洋彼岸的他卻鮮有機會回國，真有事回來一趟很不容易。“要做就做中國的教授，我希望能夠報效祖國，能跟祖國有更多的聯系。”蔡宗葦暗自下決心。

　　2000年引薦他回國的人是，當時香港浸會大學理學院院長和立法會委員吳清輝。他非常了解香港的重大民生問題，其中之一便是垃圾焚燒爐可能產生的二噁英污染。可要建垃圾焚燒爐，市民反對、綠色組織反對、NGO反對……當時的立法會為此吵得不可開交。爭吵的一個原因還在于，缺乏專業的機構做檢測、環評。

　　2003年，蔡宗葦在香港浸會大學成立了二噁英分析實驗室，這是全國首批之一，也是全港唯一的非政府管轄的二噁英分析實驗室。吳清輝的判斷精準，很快便有了第一個應用場景。

　　香港特區政府打算在機場附近建迪斯尼樂園，此處碧海銀波，甚是秀麗。可這里也曾是造船廠洗污的地方，柴油經過不完全燃燒產生的二噁英，波及3萬立方米的土壤、沙灘。可是政府已在此做了大量投資，如果貿然放棄，經濟損失非常嚴重。

　　政府把目光投向二噁英分析實驗室，并最終采用了熱解析技術，用熱水和酒精盥洗土壤的方案，做大面積處理。這項浩大的工程，最后追加到了近10億港元的投入。蔡宗葦領導的二噁英實驗室負責處理過程中二噁英的檢測，檢查熱解析的二噁英清除效率，以及處理是否達標，直至工程的順利結束。

　　故事并沒有完結。把污染的土壤洗脫后，產生了幾百桶的殘渣。怎么處理這幾百桶高濃度的殘渣，公眾又再次吵得不可開交。

　　機場附近沒有焚燒爐，埋在地下市民肯定不同意；運去十幾公里外焚燒，路過青馬大橋，運輸中要是泄露了怎么辦；焚燒區附近有居民區，不完全燃燒會不會使得二噁英轉移到大氣中？……“不要爭吵了，我們請蔡教授來做鑒定。”政府又再次把目光投向了科學家。

　　“不管任何風險，我都不怕，我一定要給市民和政府一個交代。”蔡宗葦帶領實驗室人員一趟趟往返于焚燒區采樣和分析。“我們用數據證明了，焚燒對附近的居民沒有任何影響。”這才讓市民放下了戒心，同意把一兩百桶殘渣運往目的地焚燒，解決了香港的一個重大污染隱患。

　　之后，該實驗室將可測試的類別范圍由環境樣品擴大至食品。2011年，蔡宗葦憑借《典型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的分析方法與生成轉化機制研究》的研究項目，與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合作者一起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2013年，香港浸會大學獲批成立“環境與生物分析國家重點實驗室”，蔡宗葦擔任實驗室主任。

　　“做與民生有關的研究”

　　本世紀初，香港吸引到蔡宗葦的是，科研創新的氛圍，以及離老家福州一兩小時的飛行時長。

　　如今，內地“基礎研究+科研創新+制造業”的結合，同樣讓他眼前一亮。“科研創新一定要有主打的制造業，從這一點來說，香港科研的用武之地不如內地的一些城市。”蔡宗葦告訴《中國科學報》。

　　做了40年環境化學、分析化學質譜研究，他將“做與民生有關的研究”的理念，從大灣區延續到了長三角，加入寧波東方理工大學，擔任協理副校長和理學部主任。

　　此前，他在大灣區做新型污染物——微塑料研究，首次開發質譜方法檢測微塑料溶度，彌補了以往用“顆粒”數量表征微塑料的不足，解決了相關環境毒理和人體健康研究中瓶頸問題，深圳、香港因此加強了對塑料的管控。

　　作為質譜分析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他受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聘請，編寫亞太區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監測和控制報告《斯德哥爾摩公約》。中國化學會評價道，蔡宗葦的工作有力推動了我國環境化學學科的發展。

　　在港口城市寧波，大輪船的外殼很容易粘上海蠣等貝殼類生物，通常制造商會涂上一層化學物質，防止貝類粘連，這種涂料不僅會導致貝類致死，卻也可能會影響人類健康。“這是我目前最關心的課題之一，也是與民生相關。”為此，他時常往返舟山港、北侖港進行采樣分析。

　　兒時的教授夢在寧波更加“鮮活”起來。在這里他期待看到一個小而精、高水平的新型研究型大學，由社會力量組織、政府支持。“我已經年逾六十，科研上的貢獻再大，也不如親自上陣做一番育人事業的貢獻大。”

　　在這里有一群與他志同道合、且他崇拜的人。韋爾股份創始人虞仁榮捐資300億元辦學，平時卻穿著布鞋、開會吃盒飯、出差坐經濟艙；寧波東方理工大學校長陳十一曾掛帥南方科技大學，如今再創新校……“我的教授夢在這里有了新使命。”蔡宗葦如是說。

蔡宗葦（左二）指導學生。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