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細菌”威脅人類，再次將人們的目光引向抗生素濫用問題。１３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提示公眾慎用抗生素，對抗生素使用要堅持不隨意買藥、不自行選藥、不任意
服藥、不隨便停藥的“四不”原則；１４日，衛生部官網發布《專家解讀耐藥細菌知識》，再次重申這一意見。
雖然提醒和呼吁接踵而至，但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些醫院和藥店濫用、濫開抗生素仍是公開的秘密。抗生素如何成了醫療系統的“香餑餑”？如何規范抗生素生產、流通和監督機制？
亂象：藥店不守規定 醫院把關不嚴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２００３年發文要求，自２００４年７月起，所有零售藥店必須憑執業醫師處方才能銷售處方藥。但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很多消費者經常自己隨意“開方”使用抗生素，在藥店不用處方也能輕易買到，一些藥店打著“坐堂醫”的招牌，變違規為合規。
哈爾濱市的程女士因患結膜炎去藥店買
眼藥水，店員以氯霉素眼藥水不好使為由向她推薦了價格２８元、屬于抗生素范疇的氧氟沙星眼藥。“平時有個頭疼腦熱、感冒等癥狀，就會自己到藥店買些藥，就是為了快點好。”程女士說。
日前，記者來到北京市復興門一家藥店，向
工作人員詢問沒有處方是否可以買抗生素。對方得知記者身份后告知，沒有醫生處方不賣。然而不一會兒，另外一名工作人員卻向一位沒有處方的人銷售了處方藥，并表示處方可以讓坐堂醫“補開”。
在一些藥店，沒有處方的消費者只需在藥店的登記簿上記錄姓名和藥品名稱就可以買藥。記者在北京市石景山區一家藥店登記簿上看到，近兩個月，在該店購買過“阿莫西林”“阿奇”和“諾氧沙星”等抗生素藥物的多達６０余人，占所有登記數量的８０％以上。記者提出“登記”是否可以代替“處方”，店員表示他不清楚。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濫用抗生素也出現在醫療服務環節。雖然衛生部等部門均有關于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的有關規定，但在實踐中仍難以不折不扣地執行。據哈爾濱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劉國祥教授介紹，在對黑龍江省部分縣區衛生所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前來
就診的８０％患者使用了抗生素類藥物
治療。專家表示，這樣大規模使用抗生素的情況對于主要負責一般常見病治療的基層衛生機構并不正常。
“我國抗生素有一半是濫用的說法一點不為過。”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呼吸內科主任醫師、院抗生素管理委員會成員曹照龍說，特別是在外科手術中超量使用、越級使用強效抗生素的情況較為普遍。
根源：賣者趨利買者盲目 監管環節漏洞仍存 曾任北京市一家連鎖藥店分店店長的張先生指出：“藥店敢于置國家禁令于不顧，更多是出于利益驅動。由于抗生素類藥物利潤一般較高，因此藥店更樂于銷售抗生素類藥品。如果完全規范了處方藥買賣，藥店開出的抗生素可能會減少８０％以上，藥店利潤可能降低２０％之多！”
在哈爾濱開有三家藥店的孫先生告訴記者，除市場占有率較高的大品牌抗生素產品外，很多中小型抗生素藥品生產廠家和代理機構往往會采取給藥店回扣或返點的方式爭取市場。例如，商定好賣出一盒藥品給藥店銷售人員多少比例的提成，鼓勵藥店銷售人員出售和向顧客推薦自己的產品。
一些醫生表示，部分患者對抗生素的依賴
心理也是導致抗生素被濫用的原因之一。醫學界流傳這樣的俗語：患者偏好“三素一湯”，即抗生素、激素、維生素和打點滴。
“醫生濫用抗生素固然有‘客觀’原因，一些背后的推手更不容忽視。”南京一家三甲醫院藥劑科丁醫生介紹說，每年到了藥品招標的時候，醫藥公司都會格外活躍。雖然近年來社會對藥品回扣行為的監督日益嚴格，但堵不住醫生“吃回扣”的漏洞，行業潛規則始終未被打破。除賄賂現金、贈送消費券和購物卡等，還有一些隱形回扣，例如為醫生創造旅游機會、召開學術會議等。
曾在北京一家制藥廠做銷售總監的陳先生向記者透露，醫藥代表通常會有一筆專門的“營銷費用”，主要用來公關各醫院具有處方權的醫生。“一般的藥品回扣在一個到一個半點，也就是１０％－１５％，而抗生素的回扣一般在２０％至３０％。企業一年的‘打點’費用動輒上百萬元。”
對于目前抗生素市場流通方面存在的問題，藥監部門開展的清理整頓效果有限。北京市藥監局稽查監督處副處長李江寧說，他們對藥店經常檢查，但無法對藥店持有的藥方進行核實；檢查網上藥店只能找到其實體進行檢查；全市２０００名藥監執法人員面對２０萬戶檢查對象，監管力量嚴重不足。
曹照龍表示，現在許多醫院都建有抗生素管理機構，醫生濫用抗生素會面臨懲處，但在開展具體調查工作時卻常常面臨困境。例如對抗生素使用往往采用抽樣檢查，在上千份病例中抽取幾十份，覆蓋不了全部問題；一些即便被懷疑抗生素使用超標或越級的病例，也可能因為病人已經出院而無從核實。
對策：強化懲治力度 切斷利益鏈條 醫學專家提醒，抗生素研發周期已從最初的一兩年延長至眼下的十余年，病菌抗藥性卻由半世紀前的二三十年縮短到三四年。中國工程院院士、哈爾濱醫科大學校長楊寶峰說，“超級細菌”的產生與抗生素濫用有著密切的關系。由于抗生素的不正確使用，耐藥細菌不斷“升級”，因此嚴格規范抗生素使用在我國已迫在眉睫。
楊寶峰認為，我國抗生素使用和管理存在漏洞，部分規定沒有嚴格執行。從抗生素藥品的生產、到醫生開具藥品，藥品在藥店出售以及患者購買四個環節均存在抗生素濫用的隱患。抗生素的濫用會明顯導致其使用壽命縮短，如這一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我國未來就可能面臨無抗生素可用的危險局面。
一位臨床醫生告訴記者，發達國家的社區衛生服務體系相對完善，首診轉診制度也相對健全，家庭醫生覆蓋面較廣，患者能夠享受到較好的醫療衛生服務，因此通過醫生合理使用抗生素并非難事。而目前我國醫療衛生資源，特別是優質資源有限，百姓
看病難、看病貴的矛盾依然存在，患者為圖方便往往不去醫院排隊看病，而是選擇直接去藥店購買抗生素藥品，這也是導致憑處方購買抗生素的規定執行難的重要原因。
劉國祥等專家認為，當前我國醫療機構補償機制尚不健全，以藥養醫體制弊端依然存在。醫院對藥品收入過度依賴，往往給患者開具價格較高的抗生素藥品。同時，醫生收入和檢查費用相對較低，又進一步加重了對藥品收入的依賴。建議健全抗生素使用和管理體系，強化藥物監管；健全醫療機構補償機制，切斷醫生和藥商的利益鏈，從制度上根治抗生素濫用問題；加強對終端銷售渠道的監管，嚴格執行處方藥和非處方藥的管理制度，加大懲治力度。
李江寧建議，按照現行的規定，藥店違規銷售處方藥的上限處罰為罰款１０００元，額度太低，不足以對藥店違規經營產生震懾作用。應提高全社會對安全使用抗生素的認識，進一步加強各相關法規間的銜接，并通過加大懲處力度來提高不法商戶的違法成本，營造安全、合理用藥的社會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