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嘗試用“不科學方法”改造世界

　　Tania Singer曾幫助建立社會神經科學領域。現在她希望進行實踐——通過冥想將世界訓練得更具同情心。

Tania Singer自己有長期的冥想經驗，現在她的大型研究試圖發現冥想如何塑造人的思想意識。

　　Antoinette Tuff的同理心使她小有名氣。今年8月20日，一個持AK-47和500發子彈的年輕人沖進美國佐治亞州迪凱特的學校，Tuff在那里擔任簿記員。若不是Tuff富有同情心地回應持槍男子，恐怕又要發生一場毫無意義的大規模殺戮了。

　　當持槍男子裝彈時，Tuff試圖尋找自己和他的聯系。她談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掙扎、她的離婚和自殺的想法。最終，她說服持槍男子放下武器，向警方投降。Tuff英雄似的談話在網絡上公布，很多評論家認為這些是同理心的力量和同理心的價值體現。

　　對神經學家Tania Singer來說，這種觀點成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研究計劃。Singer是德國馬普學會人類認知和大腦科學部門的負責人，她希望發現人們是否可以被訓練得更有同情心。她的ReSource計劃將嚴格的神經科學與冥想結合起來，數十名科學家參與其中，并大量使用了核共振成像(MRI)。該項目中包括17位冥想老師，以及萊比錫和柏林的160位參與者，這些參與者會在9個月的時間里每周有6天時間進行冥想。Singer希望在受試者的大腦里找到“同情心出現的信號”，即通過冥想培養出善待別人的本能證據。Singer坦言她的最終目標是：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感同身受的疼痛

　　同理心是允許人們體會他人感受的橋梁，但其長期未被納入神經科學的范疇。科學家研究人們思考與感受時大腦的變化，但并沒有研究我們是如何感同身受的。

　　不過2004年，當時在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的Singer，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探索當人們看到愛人遭受痛苦時大腦中發生了什么。她將一對情侶帶入實驗室，實驗中發現電擊會激活受試者的多個感受區域(運動感覺皮層和腦島等)，而看到對方接受電擊時的感受也與相同的大腦區域有關。

　　當時擔任Singer研究小組組長的Chris Frith表示，該實驗改變了人們研究神經科學的方式。他說，“人們以前從未想過可以用如此簡化的方法研究同理心。”他補充道：“Tania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熱情，她時刻準備著處理問題，以及設計其他人認為很困難的實驗。”

　　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的大腦研究專家Christian Keysers正在從一個不同的角度研究該課題：對被關起來的精神病患者進行研究，以發現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破裂時會發生什么。在近期發表于《大腦》雜志的一篇論文中，Keysers報告稱，精神病患者自己感受到痛苦，與觀看視頻中別人遭受痛苦時活躍的大腦區域幾乎沒有重合。不過當Keysers特別要求他們試著同情視頻中的人物時，這些患者表現出了和Singer試驗中情侶一樣的反應模式。“精神病患者似乎保存著同理心的能力，他們只是不能自動使用它。”Keysers解釋道。

　　同情心vs同理心

　　這些研究使人們又開始關注一個古老的想法：世界需要更多的愛，至少是更多的同理心。作家Jeremy Rifkin在自己的新書中表示，人類需要發展一個“全球同理心的意識”來避免災禍。

　　對于Singer來說，對同理心研究的興趣是順其自然發展的。她有一個雙胞胎姐姐，她認為自己“天生以我們的形式而存在”，以及人們“之間會不斷產生共鳴”。但是，她試圖在ReSource計劃中進行訓練的是她所稱的“同情”能力，與同理能力有一些輕微差別，在日常生活中，這兩個詞總是可互相代替地使用，不過Singer懷疑，它們是兩種不同的現象，與不同的大腦活動模式相關。

　　這種觀點來自于她與Matthieu Ricard的合作，Ricard是一個法國佛教徒，有著分子生物學研究背景，現居于尼泊爾練習冥想。當Singer要求Ricard關注同情心時，她在 MRI掃描儀上驚訝地發現，當時活躍的大腦區域與她之前屢次得到的實驗現象不同，在Ricard的大腦中，像伏隔核和腹側紋狀體等與浪漫愛情或獎勵有關的區域變得活躍起來。Singer非常困惑，她詢問Ricard做了什么。Ricard解釋稱，他將自己置于同情的狀態，這是對世界進行美好祝福的一種溫暖感覺。當Ricard回到掃描儀處，把注意力放在他曾看過的紀錄片中一個羅馬尼亞孤兒面臨的困境時，他的大腦顯示出了典型的同理信號。不過之后 Ricard稱，其痛苦很快變得不可忍受。

　　醫生和護士也報告稱被太多的二次痛苦折磨得疲憊不堪。美國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Steven Pinker稱，同理心還有其他的缺點，比如腐敗，就是我們對自己的朋友和親戚比對陌生人有更多自然產生的同理心。的確，許多研究顯示，人們更可能對自己種族的人或者自己喜歡的球隊的支持者有同理心。

　　Singer也承認同理心的局限性。在她經歷Ricard的實驗后改變了策略，開始將注意力放在同情心上。“我本來以為我們應該有更多同理心，世界才會變得更好。”她說，“但是Ricard教會我，同情心是和同理心完全不同的東西。”同情心的溫暖感覺并不會局限于朋友或者親戚，而且施加同情心的人也會有更小的壓力。

　　冥想方式

　　Singer希望訓練人們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表現得更為社會化。從個人經驗看，她認為冥想是可以實現該目的的方式。

　　為了測量冥想的效果，ReSource計劃的研究人員判斷參與者唾液中應激激素皮質醇的水平，測試其反應時間，使其填寫問卷，并在引導他們想象虛擬現實世界時監測其心率。

　　Singer還試圖更好地理解人感受到同情時的大腦機制。掃描儀中出現的激活模式顯示出兩種可能：該感覺與神經遞質多巴胺和大腦的獎賞回路相連，或者與她所說的“從屬網絡”有關，該網絡在人們看到伴侶或者自己孩子的照片時會被激活。

　　Singer承認，約束同情感受的神經生物學機制是很困難的，因為它所對應的精神狀態很模糊。一個法國佛教徒對同情的理解可能和一個非洲醫生或者英國商人所理解的不同，而且科學視角和主觀體驗會有所差異。“不過我們既需要個人體驗，又需要第三方的科學視角。”她說。

　　Singer同時對其遠大的設想保持懷疑態度，對其使用冥想的方式更是如此。除了冥想總是與宗教相關、冥想在科學實驗中并不嚴格等問題外，最重要的問題是科學家不能在冥想中進行充分的對照組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