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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美國羅切斯特大學教授Ranga Dias宣稱其團隊實現了近常壓下的室溫超導。
當時，作為國際高溫超導研究領域的先驅者，82歲的著名物理學家朱經武“擠”在會場的第三排，現場聽了Dias的研究報告。回到實驗室后，他立即開展相關實驗。
在接受《中國科學報》專訪時，朱經武雖然有很多疑問和不解，但對室溫超導未來依舊充滿樂觀，他希望這不是“人為數據操作”后的結果，更希望這是“少有的大發現”。
他認為嚴謹和認真是科研最重要的態度，也批判過度追求影響因子給科學界帶來的不良風氣。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在“扎實地冒險”。
朱經武。圖源：香港科學院網站
“Dias團隊的操作思路是正確的”
《中國科學報》：您在現場聽了這場報告，現場是什么樣的？您有什么樣的感受？
朱經武：此前，主辦方可能沒有想到人如此多，安排了一個只能容納100人的房間。外面大概還有50多人要進來，一開始秩序有點擁擠，我坐到了第三排。
國內對科學發現的熱情非常高漲，這是非常好的事情。事實上，6個月前，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的Ranga Dias教授實現室溫超導的信息就已開始流傳了。
我想這次宣布有兩點重要的事情。一方面，超導溫度到了室溫；另一方面，壓力可以降到1個GPa。過去，在科學上這都無法實現，假如被證明是正確的話，是很了不起的。
《中國科學報》：這一新聞爆出后，專業人士幾乎都持謹慎觀望甚至深表懷疑的態度。最近，國內的幾個著名超導研究團隊陸續發表了相關重復實驗結果，無一例外地給出了否定的結論。您團隊是否也在重復實驗？結果如何？
朱經武：我們已經開始了相關的工作，希望能檢測報道中幾個關鍵結果的重復性。
《中國科學報》：您關注的細節是什么？
朱經武：我關注到Ranga Dias所展示的樣品，在室溫超導溫度下，所顯示出的顏色是紅色的，這是罕有的金屬顏色。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疑問，金屬一般都是不透明的。另外，他提到超導電阻率是0，但對這么小的樣品測量電阻率非常困難，幾乎不可能。
他還提到，當他們在處理數據時，基本上所有結果都把需要扣除背底，才能看到超導現象，只看原始數據的話，得不到他的結果。一般來講，把背底扣掉，需要有一定的依據佐證這樣做的合理性，我們不知道他用意在哪里，也有可能他真的發現了偉大的現象。
過去，我們以為達到液氮溫度77K（-196度）以上就可以應用了，但是在制備材料時，發現有困難，成本太貴了。后來，克服了溫度，把溫度達到室溫后，發現要加很高的壓力，這又產生了問題。
所以Dias教授團隊把溫度僅升高至20幾度、壓力降下來很多，這個思路是正確的。
“重大的發現，不能夠輕易下結論”
《中國科學報》：您提到公眾對科學高漲是個好事情，有個問題，科學在不斷試錯、互相辯論的過程中不斷修正，但類似這種讓物理學界“轟動”的新聞，也引發了廣大股民和投資人的關注。那么科學還能不能正常地去試錯，科學還敢犯錯嗎？
朱經武：“人非圣賢，孰能無過”，犯錯誤并不是罪過，但是刻意捏造數據則是原則性的錯誤。
《中國科學報》：近年來，我們不時地會看到在物理領域，一項成果發表在《自然》《科學》這樣的頂刊上，過一兩年或一段時間撤稿了，這是科學發展的過程嗎？還是說科研風氣的問題？
朱經武：我想兩種都有。是的，這是科研進程的一部分。不幸的是，近年來這種情況越來越頻繁了。
但我想提到的一個問題是科學期刊。
一般來說，一個期刊能否辦好，關鍵在于能否找到好的文章。但只有期刊“有名氣”了，才能吸引好文章。
上世紀90年代，一個總部位于英國倫敦的期刊總編輯邀請我到總部參觀，這位總編輯告訴我，如何讓雜志變得“有名”？因為那時候沒有太多人往這本期刊上投文章。他想到了一個辦法，他們選擇了兩個當時非常“火”的重要的研究方向：高溫超導和生命科學。當時，美國在這兩大領域里投入了很多經費，從事研究的人很多，論文也很多，大家競爭激烈。該期刊計劃“快速”發表文章。
事實上，期刊審稿需要一個過程，以物理領域高水平期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來說，他們的審核非常嚴謹，從幾個星期到幾個月。
學術界分秒必爭，尤其是對于競爭非常激烈的研究項目，就愿意在發表速度較快的期刊上發文章，當被“炒”起來的時候，文章越來越多了，所謂的期刊影響因子也就隨之上升了。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越來越多的人往這些期刊投文章，后來大家就開始關注所謂“影響因子”，其實這是對科學發展很不好的。現在很多人寫短平快的文章，（好像）越快越好，錯一點也沒關系，在較短的審核時間內，期刊審查也很難周全。
文章太多了，導致資助單位和個人最終關注的不是科學研究本身，而是高影響因子的那個數字。
《中國科學報》：您做研究、發文章的時候，是怎么做的？
朱經武：我們當時把文章投遞給物理領域的權威期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編者注：朱經武領導的研究小組首次宣布得到了90 K以上超導體等多項成果發表在該期刊）時，期刊界“快速發文章”的趨勢剛剛開始出現。
當時雖然我們做了很多的實驗，表明是超導體。但在等待審核的一個星期里，每次我經過同事辦公室，都會向他們詢問：你們幫我想想，能否找到一個證據，證明這個不是超導？同時也能解釋我們看到的這個結果。
直到正式出刊前，我們都一直在尋找反例。我跟同事們說，假若錯了的話，我這輩子做高溫超導的前途就沒有了，你們的可能也沒有了。
所以要特別謹慎，尤其是重大的發現，不能夠輕易地就過去了、輕易地下結論，要不斷地質疑和推翻自己。
《中國科學報》：您如何看待學術造假的危害？
朱經武：2000年轟動全球的貝爾實驗室造假事件，主角是舍恩，他利用偽造、虛構實驗數據，在《自然》和《科學》等頂刊上發表了一系列關于高溫超導的重要成果。他當時差點成為我的博士后，有人說，還好沒有，不然的話我就慘了，我說不會，在我的團隊，這種重要的結果，我是非常小心謹慎的。
嚴謹與認真是做科研的非常重要的態度，如果頻繁地出現造假，也會降低對整個科學界的信任，這種信任是要靠我們自己盡力去贏來和維護的，而不是人家給的。
“把眼光放開”
《中國科學報》：您長期從事基礎研究，您如何看待有組織的基礎研究和自由探索式的基礎研究？哪個是當前國際科學研究組織模式的趨勢？
朱經武：很多時候科學發現是不能夠預測的，當然有一個大的方向是必要的。科學發現的過程很多時候依靠科學家的想象力、毅力，以及社會氛圍，并不是都要依靠一個大團隊。
至于有組織的科研，有明確目標、涉及到很多經費，真正要實現想法的研究，可能需要一個大團隊。例如在高能物理中，第一是想法。實現當然也很重要，但這是第二步，想法還是依靠個人的探索。
2009年9月，我即將卸任香港科技大學校長職務時，美國休斯頓大學校長飛到香港，希望我卸任后全職回到休斯頓大學，并承諾給我3500萬美元科研經費，幫我組建團隊，按照自己的方式找到室溫超導。
我當然很感謝她提供的經費和幫助，但是，我笑著說，我更缺的是腦力。
《中國科學報》：自由探索的過程是堅信的、孤獨的，從您的經歷看，自由探索的研究該怎么做？
朱經武：我不是一個天才的物理學家，這對我來說很難回答。
但我可以告訴你，我的良師益友楊振寧先生，以及我的岳父陳省身先生的做法，他們對我影響很大。他們強調把眼光放開，尤其是陳先生總跟我講，做一樣東西，你要關注周遭的各種可能性，不能只關注一點。
陳先生告訴我：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專注在研究上，朝著自己的方向前進。我常常是有了新的idea，就馬上去嘗試。成就成，不成就嘗試下一個新的idea。也經常與同事們互相討論，一起去做實驗，一輩子走過來是很高興的。
當然，時代不同了，我看到現在年輕教授也有很多的壓力，發文章、申項目、評教職等等。在美國，科研壓力也是相當大的。
“可以冒險一點，但關鍵是平常心”
《中國科學報》：您的團隊現在在室溫超導研究的路線是怎樣的？
朱經武：我們走的是一條“與眾不同路線”。不像別人，通過在不斷提高壓力（通常在100 GPa數量級）把轉變溫度升高，我們希望把通過高壓產生的高溫超導態在不用壓力的條件下穩定下來。我們做了各種認真的測量，初步的跡象好像可以做得成，但最終能否成功還很難講。
《中國科學報》：這樣做是否會有些“冒險”？
朱經武：這是有點冒險。跟著大家走的話，走不到前面，起碼不會掉到坑里面。
但我覺得我老了，可以冒險一點，嘗試一些可能更有意義的實驗，是值得的。關鍵是用平常心做實驗。
就像重復Dias的實驗，現在我的小組里有人按照他原來的方法重復，我自己覺得是不太可能，但是我們也要試，不能說我說不可能就不做了，因為我個人的決定也不見得完全正確。
另外，我們想了一個辦法去盡快重復他們的結果，也對這個材料（Lu-H-N）獲取更多的信息。如果能重復，我們希望能用我們的方法把室溫超導穩定下來，不需要壓力。
《中國科學報》：您小組的年輕科研人員是否愿意跟著您“冒險”？
朱經武：他們當然也有穩妥的路線。但我總跟年輕人講，做一項重要的研究，遠比做一個為了迎合所謂高影響因子的期刊重要的多。
但是有的時候大突破，需要天時地利人和。楊振寧先生跟我講過，運氣是很重要的。他提到，近代物理的“黃金時代”，他們沒有趕上，他所處的是“白銀時代”，他發現的“宇稱不守恒定律”等與這一“天時”有很大關系。下一個時代會發生什么還不知道，有人稱也許是銅氧化物超導體（高溫超導體）的“銅器時代”，有可能是這樣。
《中國科學報》：您現在的目標是什么？
朱經武：我的目標就是保持身體健康，希望我小組的年輕人能夠做出一點重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