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界，德國被認為是現代大學制度的發源地。德國所謂的“講席制”，是大學根據研究方向的實際需求來設置講席。每一個研究方向設置一個講席。
前不久，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宣布，以“中國MPA之父”夏書章教授的名義，設立“夏書章講席教授”榮譽職位。有媒體報道稱，以資深教授個人名義聘請講席教授，在國內還很少見。
對此，夏書章本人曾向媒體表示：“講席教授在國外是很普遍的，我們借鑒進來試一試，以期提高教學質量，推動學科發展。”
據記者了解，我國高校設立“冠名講席教授”的做法并不鮮見，只是冠名方式、評聘程序和職位功能等各不相同。相同的是，此舉都旨在利用社會資源，為吸引一流學者、穩定學術帶頭人、鞏固學科地位等發揮重要作用。
如此一來，“講席教授”這一頭銜，在我國首先象征著受聘者被高度認可的學術榮譽。然而，作為一種職位的“講席教授”，其背后的制度體系缺乏明確而統一的建構，各高校的“講席教授”因而大不相同。
一位高等教育研究專家向記者慨嘆道：“我到現在也不明白國內的講席教授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們從國外借鑒的“講席教授”，究竟是怎樣一番面貌？
“先有講席制度，才有講席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劉寶存向記者介紹道，“一個講席，就相當于一個研究領域。”
對此，曾在德國留學、工作多年的北京師范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孫進，有著更為形象的解釋。在德語里，“講席”一詞原意為“臺子”，“以前，只有拿到證書的人，才能站到那個臺子上。后來，講席逐漸演變為一種符號和制度。”
在學術界，德國被認為是現代大學制度的發源地。德國所謂的“講席制”，是大學根據研究方向的實際需求來設置講席。
“通俗講，講席就是以特定研究方向命名的研究所。”孫進以教育學院為例，大學可能會設置“學前教育講席”、“職業教育講席”、“教育心理學講席”等，每一個研究方向設置一個講席。同時，一所高校內的講席數量和級別相對固定。
在講席制下，所謂的“講席教授”就是講席擁有者。一個講席中，通常只設立一位講席教授，因此“這所學校的這一研究領域，就由他說了算”。
劉寶存介紹，講席教授其實就是這一研究領域的整體負責人。
在德國，講席教授有著非常嚴格的評聘程序。一般而言，大學首先成立聘任委員會，在全球范圍內尋找符合特定講席條件的人選。經過篩選，委員會邀請候選人面試，并做出排名。最終，由教育主管部門批準確定最終人選，予以聘任。
孫進表示，大學教師要“享受”講席，通常都要經過幾十年的漫長奮斗。如想擁有講席，必須具有極強的學術實力，形成鮮明的研究特色。
一旦申請成功，講席教授就可享有該講席的所有資源。比如，會擁有行政秘書、學術助理、學生助理等，甚至還會有小型的專業圖書館。
德國大學多數為國立，按規定，大學教授基本為公務員，除嚴重違反法律者，一律終身不得解聘。孫進說，如果一個人在德國成為講席教授，就意味著他在這個領域已成為很高水平的“大牛”，其地位在全國具有非常明顯的影響力。
作為講席的“首腦”，講席教授同時擁有聘任該講席其他崗位工作人員的權力。教育主管部門則將經費直接劃撥至講席，由講席教授支配資金，開展研究、開設課程、輔導學生。
在孫進看來，德國強大的科研和教育實力，與其講席教授制度不無關系。“每個講席教授，都有一批學術人才作為幫手。”
孫進介紹，在一個講席中，講席教授可按崗位招聘一批“中層研究人員”，其中可能包括：攻讀博士學位者、博士畢業后作教授資格論文者、博士畢業得到學校長期合同者。再往下，還會有學術助理和學生助理。由此，講席形成了一個獨立的龐大機構。
相比之下，中國的大學教授則顯得有些“單打獨斗”，頂多只能依靠碩士、博士研究生。“從制度上講，中國教授就是一個人，其他所有合作關系的生成，都是額外的。”孫進認為，處于“金字塔塔尖”的講席教授能夠從諸多日常事務中解放出來，把精力集中于科研。另一方面，德國的講席教授承擔著非常重的管理、運作、課題申報、輔導學生和社會服務等重要職責。
除此之外，由于講席教授的聘任、講席經費來源都最終決定于國家以及各州教育主管部門，德國的大學教授因此而不直接對校長和系主任等負責，受到的校內行政干擾非常低。
國外講席教授是否冠名？據孫進介紹，由德國教育部門常設的講席教授都沒有冠名，但有一類是企業在大學中設立的“基金講席”，則會有冠名。
比如奔馳、大眾等企業，出于自身戰略發展的需要，會在大學某一學科領域內設立專門基金予以資助，以企業名稱、公司首創者、學術大師或社會名人等名義為“基金講席”冠名，同時聘請“冠名講席教授”。
在美國，諸如此類的“講席教授”為數不少。因為這些“基金講席”由個人、公司、團體等捐資建立，因此，“冠名講席教授”的學術和職位差異較大。
孫進介紹，德國的“基金講席”大多設置在側重應用科學研究的大學中，比例很少。然而，此類基金的捐助額度與國家資助不相上下，捐資企業與大學還會共同建立實驗室，同時允許教授利用其企業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