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曹德旺先生在美國建廠的行為以及關于“稅負高”的言論讓其一下子成為焦點人物。其實在此之前，曹德旺先生不僅作為成功企業家廣為人知，其在公益慈善領域也曾獲2010年“中國首善”稱號，并在去年年初成為北京大學的名譽校董。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11年因向某慈善基金會捐贈價值35.49億元的股權而蟬聯首善，但也引起了驚濤駭浪，因為這筆慈善捐贈產生了7億多元的稅負，這就產生了“不捐贈不納稅，巨額捐贈反而被課以巨額稅款”的悖論。正是因為有了曹德旺先生的堅持，最終推動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在2016年發布了《關于公益股權捐贈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16]45號），使得股權捐贈的稅收優惠政策向前邁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其實，我國近幾年已經有不少非貨幣化捐贈的案例，但相關法規的缺失導致無法通過稅收減免等措施進行有效肯定、引導公眾的多元資產捐贈意愿與行為，在客觀上壓制了社會民眾捐贈用于教育等公益事業的熱情。而早在1973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馬丁·菲爾德斯坦的研究就發現，給公益捐贈減稅所帶來的社會對公益事業捐贈的增加遠遠超過政府因減稅所受的損失。這一研究結論為美國公益捐贈的稅收優惠政策提供了法理基礎。目前，稅收優惠是很多發達國家通用的促進公益事業發展的重要手段。
隨著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重大戰略決策的確定，國務院在《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建設方案》中提出，高校要不斷拓寬籌資渠道，積極吸引社會捐贈，多渠道匯聚資源，增強自我發展能力。而目前在我國高等教育經費收入中，社會捐贈經費占比極低，遠低于很多發達國家的比例。很多學者認為，缺乏足夠稅收優惠鼓勵是導致我國高等教育捐贈收入過低的重要原因。去年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以下簡稱《慈善法》）提出了對包括高等教育捐贈在內的一切慈善活動的稅收優惠、資助補貼的促進措施：“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捐贈財產用于慈善活動的，依法享受稅收優惠。企業慈善捐贈支出超過法律規定的準予在計算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的部分，允許結轉以后三年內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境外捐贈用于慈善活動的物資，依法減征或者免征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
可見，《慈善法》為稅收優惠政策提供了法理依據，不僅提出了稅收延展三年抵扣，也明確慈善信托、物資捐贈等也應依法享受稅收優惠。基于稅收法定原則，我們相信，稅收主管部門一定會積極推動稅法修訂以鼓勵多元化資產進入中國公益領域。與此同時，《慈善法》還規定：“慈善組織為實現財產保值、增值進行投資的，應當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則，投資取得的收益應當全部用于慈善目的。”這也為我國大學基金會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改革發展紅利。
一系列國際上的經驗顯示，不能通過投資運作實現保值、增值的基金會很難長久地發揮效應。設立于1900年的諾貝爾獎與1903年的法國龔古爾文學獎距今都已一百多年的歷史，兩者在當時都是通過巨額遺產捐贈成立的，并且成立時間相差不到三年。然而時至今日，諾貝爾獎舉世聞名，其獎金可以達到800萬瑞典克朗（750萬人民幣左右）；而龔古爾文學獎現在的獎金僅有10歐元，不足100元人民幣。兩者之間一個主要差別在于諾貝爾基金會重視對捐贈資金進行投資運作，而龔古爾基金則疏于對資金的保值與增值管理。
實際上，現在世界上運作良好的公益基金會不但擁有充足的資金，并且都在資金的保值、增值方面投入巨大的精力、成績斐然。比如大學基金會的翹楚——耶魯大學教育基金會在過去二十年平均獲得了10%以上的投資收益，顯著高于基準水平。耶魯大學前校董、投資家查爾斯·艾里斯曾指出，對于公益機構而言，卓越和平庸的差距在于對其捐贈基金管理水平的差距。目前，美國大學的綜合實力越強，其捐贈資金池就越豐厚，投資收益對學校的貢獻也越大。
對我國而言，不僅《慈善法》作為公益慈善領域的基本法為大學基金會提供了發展機遇，財政配比資金進行捐贈獎勵的政策更是大學基金會的催化劑。從2009年財政部、教育部對部屬高校的捐贈收入提供財政配比資金開始，大學基金會從原有的百余家已經快速發展到400余家。近期，深圳市、浙江省、北京市等地區也相繼出臺財政配比政策以激勵本地大學基金會更專業、規范地發展。
巴菲特在將個人310億美元財富捐贈給比爾·蓋茨基金會、60億美元捐給其他慈善基金會的時候，曾經堅定地認為21世紀的前十年是“慈善黃金期”。在這里，我們預見中國大學基金會的黃金期也將馬上開始，在“國家治理現代化”改革目標的指引下，大學基金會具備了內外部快速發展的條件，隨著《慈善法》的施行、“雙一流”戰略的確定，大學基金會將借此“東風”乘風破浪，并為未來我國“軟實力”的彰顯而積極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