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學術抄襲，為何領導與師生有別

　　 論文查重是如今每個大學生在畢業答辯前的必經步驟，根據各個學校不同的標準，論文的重復率在10%~25%不等，基本可以被認定為抄襲，無法參加畢業答辯。近日有廣西財經學院法學院的教師反映，院長雷裕春的9篇論文和1篇專著，經知網檢測，重復率有的在30%，有的甚至高達94%，而該校學術委員會認定所有論文都“不涉及抄襲”。

　　論文九成內容與其他文章重復，卻為何不涉及抄襲？這從學術角度看令人匪夷所思，但從行政角度看卻很容易理解。從高校目前處理學術抄襲的情況看，通常，當學術抄襲發生在普通教師、學生身上時，學校基本上是從學術角度進行調查、處理的，而當學術抄襲發生在學校院系領導，或者有顯赫學術頭銜的學者、有一定家庭背景的師生身上時，學校卻不從學術角度來調查、處理學術不端，而是從行政角度進行處理。進而，學校處理普通教師學生的學術不端行為和處理領導的學術不端行為實行的是雙重標準，對于普通教師學生非常明晰的學術抄襲標準，在處理領導學術不端時，就變得模糊不清。哪怕抄襲達90%，也可能被認定為沒有抄襲。

　　對此，有專家認為，問題在于認定學術抄襲沒有明確的標準，學術委員會在調查、處理時存在標準缺失的困難。這顯然是在為所謂的學術委員會的不作為進行開脫。如果沒有標準，為何在處理普通教師學生的學術不端時，學校有標準？而涉及領導就搞不清標準了？如果論文重復在10%左右，認定抄襲可能還存在爭議，當重復達90%還說搞不清是不是抄襲，這顯然就是把學術當成兒戲了。按理，涉及領導的學術不端處理應該標準更嚴，可現在處理領導的學術不端時，堅持一樣的標準都難。

　　近年來，我國教育部門、科技部門一再要求對學術不端“零容忍”，高校也明確了調查、處理學術不端的主體——學校學術委員會(或學術規范委員會）以及學術不端調查、處理的程序。可分析所有高校對學術不端的調查、處理，都存在一個共同的現象，即當普通學生、教師涉嫌學術不端時，學校的處理十分快速而嚴厲。比如，前不久復旦大學曝出一名博士生博士論文抄襲丑聞，從媒體曝光到學校做出撤銷博士學位的處理，只用了3天時間；而當領導涉嫌抄襲時，這一套處理學術不端的機制和程序就失靈了，類似廣西這所高校的新聞比比皆是。2009年，云南中醫藥學院院長涉嫌抄襲，該校學術委員會的調查將其認定為“過度引用”，輿論一片嘩然，最終，院長也沒因論文抄襲被追究責任。

　　說到底，我國高校的學術委員會其實并不獨立，在處理學術不端時，高校學術委員會并沒有完全獨立的最高學術權力。學術委員會的工作要聽學校行政指令。因此，當領導決定要由學術委員會完全按學術規則進行調查、處理時，學術委員會就很快按學術規則進行處理；而當領導決定不啟動調查時，哪怕學術不端事件已鬧得沸沸揚揚，學術委員會也不啟動調查。當學校承受不了壓力，要求學術委員會啟動調查，但規定調查只是走走形式時，學術委員會就裝裝樣子。更突出的一種情況是，學術委員會必須做出符合領導心意的調查，這個時候的學術委員會就變為了赤裸裸的工具，成為學術不端的幫兇。

　　教育部于去年頒布《高等學校預防與處理學術不端行為辦法》，規定“高等學校應當充分發揮學術委員會在學風建設方面的作用，支持和保障學術委員會依法履行職責，調查、認定學術不端行為。學術不端行為舉報受理后，應當交由學校學術委員會按照相關程序組織開展調查”。很顯然，這需要高校學術委員會必須是能獨立運行的真正的學術委員會，而不是只聽命學校行政的擺設和工具。在筆者看來，衡量高校學術委員會是否獨立的標準只有一個，即當學校領導、院士遭遇學術不端質疑時，學術委員會能否獨立啟動調查，并根據調查結果獨立做出處理，如果領導、院士遭遇學術不端質疑，學術委員會卻充耳不聞，只是選擇性地對普通教師、學生的學術不端行為進行調查、處理，這樣的學術委員會對維護學術秩序、純凈學術環境的作用是極為有限的。值得注意的是，不對有行政職務、學術頭銜的領導、學術“權威”的學術不端行為進行調查、處理，會嚴重傷害學術委員會的公信力，同時，也無法倡導學術誠信，普通學生教師會認為學術抄襲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任何針對教師學生的學術不端處理，都會引來同情——誰叫你不是領導呢？

　　改變這種情況，在當前，有必要針對高校領導、有顯赫學術頭銜者進行第三方調查、處理，即（由主管的上級部門委托）由校外機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處理。當然，最根本的解決辦法，還是把學術委員會建成真正的最高學術權力機構，這要求學術委員會的委員經由民主選舉產生，同時獨立進行學術管理、評價。

　　（作者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