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急需建立食品安全風險交流平臺

　　風險交流在美國等發達國家不再是簡單的傳達、灌輸和宣布等單向行為，而是包含了信息的交換過程。

　　 《第一財經日報》在7月29日的第六屆兩岸食品產業合作及交流會上注意到，一項非常重要卻被輕視多年的交流平臺正在被參會者提及，這就是風險交流。

　　 “在食品安全中，食品安全風險交流是最近幾年被提及的。”國家食藥監總局食監三司處長劉松濤在會上作報告時說，“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關于食品安全問題，中國消費者的安全訴求與發達國家水平正在走向對接，但食品安全保障機制與公眾食品安全知識的缺失，卻遠遠落后于后者。這最終導致了科學事實與消費者認知之間，存在的“信息真空”正在越拉越大。

　　 劉松濤說，現在有專家呼吁食品安全草案中需要增加一些有關食品安全風險交流的內容，這是業界對風險交流的認識越來越深入的體現。

　　 近年來，有專家呼吁，中國應該建立風險交流機制，政府、專家、協會應該多開展互動式的風險交流，實現信息共享，以免“風傳”誤導消費者。他們說，中國還需要建立一個民間的、能專門提供科學知識的交流平臺，這也是公眾所期待的。

　　 起步晚

　　 風險交流來自英文的“Risk communication”，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科學文獻中出現相關研究。

　　 早期的風險交流，更多的是單向的信息傳播或宣傳工作，其主要目的是告知、教育，以及說服的作用。事實證明，這種方式因缺乏信息的反饋，忽略利益相關方的關切而弊病纏身。

　　 1983年，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進行了一項關于聯邦機構風險評估工作的研究并發布了一份名為《聯邦政府的風險評估：管理流程》的報告。該報告第一次提出了風險交流是風險評估過程中的重要元索，并指出風險交流研究極其匱乏。

　　 美國最后專門成立了風險認知和交流委員會來指導這方面的研究工作。1989年，該委員會出版了一本在業界影響深遠的書——《改善風險交流》。書中對風險交流進行了如下定義：個體、群體以及機構之間交換信息和看法的互動過程，這一過程涉及風險特征以及相關信息的多個側面。

　　 該定義首次確立了風險交流中的“互動”特征，這也成為其他風險交流定義中必不可少的一條。

　　 從此以后，風險交流在美國等發達國家不再是簡單的傳達、灌輸和宣布等單向行為，而是包含了信息的交換過程。

　　 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WHO／FAO）出版的《食品安全風險分析一國家食品安全管理機構應用指南》中指出，“風險交流是在風險分析全過程中，風險評估人員、風險管理人員、消費者、企業、學術界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就某項風險、風險所涉及的因素和風險認知相互交換信息和意見的過程，內容包括風險評估結果的解釋和風險管理決策的依據”。

　　 這意味著風險分析涉及到的所有人都是風險交流的參與者，包括政府管理者、風險評估專家，消費者、企業、媒體、非政府組織等。

　　 目前，風險分析框架已經成為國際上應對和處理食品安全問題、防范食品安全風險所公認的科學原則和手段。作為風險分析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風險交流在整個風險分析框架中的地位也逐步得到更多的重視。

　　 在WHO／FAO早期的風險分析框架中，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和風險交流三部分是相互交叉的品字形構架，各部分相對獨立地運行，風險交流主要用于輔助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

　　 但學界在后來的探索中發現，風險交流活動應該是貫穿風險分析的全過程的。而在2006年，WHO／FAO提出了新的食品風險分析框架，將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置于風險交流的圓圈之中。這意味著它們之間不是從屬關系，更強調了融合，同時也體現了風險交流的橋梁作用。

　　 但風險交流工作在中國大陸的起步太晚了。“大陸在風險交流方面還處于起步階段。”劉松濤說。

　　 無限地接近真正的風險

　　 “通過今天的討論和近幾年國內外風險交流的事件中，我進一步非常深刻地體會了風險交流在風險分析中的重要性。”中國食品科學科技學會副理事長劉秀梅說，“我有一個切身的體會，通過風險交流的加強和運作，全社會都是受益的。”

　　 風險交流的作用是什么？是縮小各界對風險認識的差距。在談及風險評估時，劉松濤認為，風險評估的作用，在于讓認知的風險與評估的風險和真正的風險無限地接近。他認為，只有這樣，人們對風險的認識才變得更加科學和完整。

　　 劉松濤表示，有關部門和機構針對食品安全展開的相關工作，只是把風險控制到可以接受的水平，而絕不是消除風險。“消除的是危害，而不是風險。”他說，相對于吸煙、道路交通的風險，食品安全風險一旦出來，就會出現一邊倒，引起負面的情緒。

　　 在他看來，風險交流實際上是各利益相關方就食品安全風險、風險所涉及的因素和風險認知，相互交換信息和意見的過程。

　　 與《食品安全風險分析一國家食品安全管理機構應用指南》所指出的一樣，劉松濤說，在風險交流的過程中，監管者、經營者、生產者、媒體、社會組織都應該參與進來。

　　 值得注意的是，他說，如果交流僅僅是偏向某一個主體，往往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而在現實的操作中，可能是以某一個主體，或某兩個主體為主。這樣的結果是，風險交流的效果被大打折扣。

　　 風險交流絕不僅僅是告知、傳達、公布，而是有來有往。“我把我的信息告訴你，聽取你的意見和看法，接下來要有回應，形成良性的互動。”劉松濤坦言，“現在政府機關正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但是這個過程是長久的。我們可能把信息交換出去了，但是溝通的過程中會產生一些問題。”

　　 風險信息的交換，其整個過程需要充分。劉松濤舉例說，在出臺一個政策之初，利益相關方就應該坐下來商討政策出臺的可行性，整個過程利益相關方要充分地參與，以避免最終出現一個不合實際的政策。

　　 如何科學理解風險信息？在劉松濤看來，在傳遞風險信息的時候，不能總是要說正面的。因為風險本身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和危險性，需要充分向各個利益相關方表達，而絕不是報喜不報憂。

　　 “我們跟大陸相關團體溝通有一些經驗，體會到溝通工作還要持續精進和深化。”來自臺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的王慧英說。

　　 她舉例說，管理部門制定法規或措施的程序要透明。“為什么我一直強調要公開資訊？”她說，“我們希望借由這樣的程序讓消費者或企業了解管理部門并不是黑箱作業，我們有心把相關的管理工作做好。”努力讓民眾對食品感到放心。

　　 除了公開透明之外，王慧英認為，早期管理部門被動地發布新聞稿，或者召開記者會的做法，現在已經不行了。“現在的溝通著重于雙向溝通，針對企業或群眾、媒體關注的不同問題，我們要個別溝通，而且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跟他們溝通。”

　　 目前，中國大陸各界對風險交流的認識尚存在差異。比如，參會者表示，媒體天然的屬性是“抓眼球”，而企業在出了事情之后，往往不愿意主動站在前排，而是被動地站在前排。與此同時，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媒體的報道出現失衡。

　　 劉松濤表示，監管部門現在的苦惱是，盡管發出的大量信息是權威的，但這些信息傳遞出去的效果往往不太理想。“在這樣的情況下，”劉松濤說，“如何科學地理解風險信息，是我們需要努力去探討的。”

　　 缺失很多

　　 風險交流能促進法規和政策的實施。劉松濤表示，如果在政策制定中，各方面都能夠充分地理解政策制定的依據、目標、可行性、合理性等等，那么其效果肯定會得到提高。

　　 “大陸的風險交流，其法規依據在現行的食品安全法中有規定，但不是特別的明確。”他說，目前，修訂的食品安全法草案中新增一條。但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專家和政府對風險認知和大眾風險認知不太一樣，中間有效的風險交流沒有建立起來。

　　 風險交流還需要繼續深入。“一些新技術可能帶來新食品安全風險，這是不容忽視的。”他說，“公眾對新的東西，以及不確定的東西，天然存在一種抵觸感。如何在技術發展的同時，跟公眾進行交流，這是很重要的。”

　　 劉松濤表示，大陸在風險交流方面還處于起步階段。“相對來講，國外比大陸重視得多，他們都有專門的機構和委員會，他們做得早一些，一般都有風險交流機構，有專門的制度，專門的人員，還做基礎的工作，我們在這方面缺失很多。”

　　 他說，大陸在這方面的學科也比較薄弱。目前，大陸沒有一家高校設有風險交流的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