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6工作制”是指早9點上班、晚9點下班、一周工作6天。這種說法源自加班現象嚴重的互聯網行業,那么這種狀態是否適用于從事教學科研工作的大學教師呢?因為缺乏大數據支撐,對于大學教師是否加班、是否超負荷工作的狀態,眾說紛紜。
不同學校、不同學科的大學教師,所承擔的教學科研任務是不一樣,高大上人才與草根教師的工作壓力也不可同日而語。筆者僅以華東地區一普通雙一流院校人力資源管理部門提供的數字作為依據,探討一下大學教師的工作壓力有多大。
該校一線從事科研教學的教師總數1000人,2018年人均教學當量學時(含課堂教學、實驗實習、畢業論文)550,人均科研業績600點。如果考慮備課、填寫各種檢查報表、課后輔導答疑、試卷批改的額外工作量與當量學時相等,僅教學一項,該校教師2018年付出的時間為1100小時。再以科研績效(學術論文、科研項目、ZL發明、科研獎項)為例,一篇CSCD論文僅僅計算20個點,一項國基面上項目是600個點,一項實用新型是30個點。凡是做過科研的人都知道,發表一篇CSCD論文,除了物質投入以外,文獻閱讀、數據采集、實驗分析、整理成文所需的時間絕對不止20個小時,成功申報一項國基項目沒有數年的科研積累、數月的辛苦筆耕勞作,是不可能的,絕非600個小時的付出所能測度。按照一個業績點2個小時付出計算,科研方面的付出該校教師2018年是人均1200個小時。不考慮政治學習、業務培訓、學術交流的時間,僅僅教學、科研2項,該校2018年教師人均工作時間就達到3300個小時。一年365天,即使按照每周工作6天、一周休息一天的標準計算,該校教師每天工作時間就高達近11個小時。
筆者所舉的只是一所非常普通的雙一流高校一線教師的工作狀態。C9集團、排名靠前的雙一流院校的教師的工作時間估計要大大超過每天10個小時的工作強度。因此,996工作制,只是大學教師的一種常態,也就是說,大部分教師的工作強度會超過這個數字,僅有一小部分教師會低于這個強度。當然,這里的教師主要指一線教學科研人員,不包括高校行政管理人員。
之所以近年來,大學教師的工作負荷不斷加大,仔細思考一下,大致有以下3個原因:
(1)劇烈的體制變革
有人曾經說過,我們正在經歷千年一次的巨大變革,這個形容詞用在教學科研領域一點不過分。專業調整、課程改革、績效改革、科研體制變革、人事變動,各種名目繁多的教學科研體制改革紛至沓來。為榮譽也好、為生存也罷,每次變革都帶來巨大的利益沖擊,一線教師不得不花費巨大的時間、精力去學習文件、領會精神、適應這種變革。僅以教學改革為例,從去年開始,各大高校紛紛開展可新一輪的專業、課程調整。專業沒了、課程取消了,對于科研任務并不飽滿的教師意味著轉崗、分流的巨大風險。作為普通教師,如何能等閑視之,學習新課、開辟新專業,這種巨大的時間付出是難以計量的。再以科研為例,現在的高校,職稱評聘、績效考核標準、研究生導師上崗標準是一年一變甚至一年數變,每項變動都涉及教師切身利益。作為教師,又有幾個能不對照標準,不斷投入時間精力,去滿足不斷提升的考核標準?
(2)經濟壓力
市場經濟的一個最大特點是貨幣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被陡然放大。住房、教育、醫療、養老,不管是三座大山還是五座大山,無非是形容現在人生活的壓力之大。雖說世界上錢不是萬能的,但一萬件事情當中有超過9900件事情需要錢。大學教師也是人,也同樣面臨著買房、婚娶、教育、養老的經濟壓力。底薪少、績效比例大是大學薪酬體制的一大特點。為了多拿幾個績效工資,主動加班加點,多拿點課時費、多掙幾個科研獎勵,成了大學青椒超負荷工作的常態。
經常有一些不在教學科研部門工作的人認為,大學教師是體制內人員,薪水豐厚、各種社會保障完善。其實,現在的大學教師與昔日不可同日而語,現在的大學教師早已變成了績效生產線上的按件取酬的工人。大學教師的基本工資一點也不高,剛入職的博士每個月也就六、七千元,養老早就納入了社會統籌,教師工資中也要每月繳納失業保險,醫療保險也并不完善。更令人擔憂的是,高校去編制改革即將全面鋪開。以江蘇為例,大部分高校醫療保險沒有納入社會統籌,教師到學校指定社會醫院看病,很多醫藥費無法報銷。尤為糟糕的是,教師是靠腦子、嗓子吃飯的職業,牙齒脫落,直接影響課堂教學效果,而牙齒治療屬于自費領域。筆者牙齒脫落了3顆,還有數顆牙齒松動,僅種植牙、根冠治療就花去醫療費5萬多元,全部自掏腰包。筆者雖然職稱混到了教授,工資也不低了,也時常感到巨大的經濟壓力,更不用說平民家庭出身、剛入職的青椒了。上個世紀60年代出身的教師,多來自經濟并不寬裕的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中下崗、待業的比例很大,作為大學教師算是一個家庭中收入較高的個體。因此,除了承擔本身的子女教育、子女成家買房重任外,父母養老的責任責無旁貸落在大學教師子女身上。接濟生活困難的兄弟姐妹,也是大學教師的一份義務。
(3)績效考核
這個是高校一線教師提起來欲罷還休的話題。自從有了高大上的工程以后,高校教師的生活就與績效考核結下了不解之緣,加班加點,很大程度上并非出自科研創新的內在驅動力,而是源于科研績效達標的巨大生存壓力。
基于“性本惡”的假設,相當一部分高校采取了鞭打快牛的嚴苛績效考核。以某985高校為例,一線教師聘期考核不合格,不是降級而是直接轉移到后勤崗位。一個未經證實的笑話,該校某學科聘期考核絕大部分教師不合格,一位年長教授向學院領導求情:教授、副教授轉崗就算了,千萬不能讓唯一的一個講師轉崗;否則,就再沒有人給學生上課了。”該校教師私下里抱怨,學校采取的是榨干最后一滴油水的殺雞取暖的策略。長期實行與報酬不匹配的嚴苛績效考核的后果很嚴重:該校一大批人才外流,在學科評估中慘遭敗績。筆者的很多朋友在高校任教,近年來,朋友見面,一個最大的驚奇就是大學教師衰老的速度正在加速。四五十歲,兩鬢斑白、彎腰駝背、頸椎腰椎勞損的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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