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歲研究生自習室猝死：病假被導師拒絕被延期半年畢業

　　如果不發生“意外”，34歲的研三學生謝鵬將在12月中旬從遼寧工程技術大學畢業，找一份比本科畢業時更好的工作。但是，11月23日，他倒在了學校自習室里再也沒有起來。死亡證明書上寫著“心源性猝死”。

謝鵬在知信樓自習室內突發疾病。

　　謝鵬去世后，父母翻看他與導師董天文以及同學朋友的聊天記錄，發現兒子的“疲憊”和“煎熬”。在謝鵬與同學、朋友的聊天中，謝鵬多次提到“我現在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按他的說法，導師很嚴，安排了大量工作，自己每天都在“干活”，還吐槽還倒貼費用做研究，最后導師還讓他延期半年畢業。而同學則告訴記者，他們認為謝鵬已基本具備按時畢業的條件。謝鵬與導師董天文的聊天則顯示，董天文就將自己課題中的多項工作交由謝鵬承擔，例如資料查找、撰寫課題材料及制作PPT、課題組發放福利、幫助課題組其他成員做實驗、出差等。在生活方面，打掃老師辦公室、早上給老師燒水、給老師送煙、去老師住所拿衣物等等雜活他都得干。

　　11月23日凌晨2點32分，是謝鵬電腦最后一個文檔保存的時間。他今年5月身體不適，曾在醫院檢查“冠心病心律失常”，他曾在和朋友聊天中提到，向導師請假未獲批準。6個月后，謝鵬猝死后，家屬認為系導師分配過多任務“壓垮了”謝鵬，并已委托公益律師賈方義、郭乘希律師，準備起訴校方和導師。

　　12月4日，紅星新聞記者前往土木工程學院院長室，詢問有關謝鵬猝死一事，院長未予以回答。紅星新聞記者通過多渠道聯系董天文教授，均未獲得回復。

　　11月23日10點左右，34歲謝鵬來到了遼寧工程技術大學知信樓4樓的自習室。這是一個有數十個自習位的自習室，謝鵬的座位在靠中間位置。如果順利，還有十幾二十天，他為期半年的延期畢業將要結束。 謝鵬突發狀況時，同學小梅在4樓的另一個房間里。他告訴紅星新聞記者，自己趕往謝鵬的座位旁時，看到謝鵬躺在地上，抽搐著，舌頭外吐，他趕緊幫助謝鵬不要咬舌頭。約十幾分鐘后，學校醫務室的工作人員和救護車的人員一起趕到了4樓，將謝鵬送到救護車上搶救。 謝鵬的父母在當日10點半左右接到兒子突發疾病的電話，他們從山東濱州市驅車趕往遼寧阜新。在醫院，他們見到了謝鵬的遺體，已沒了體溫。 在謝鵬的死亡證明書中，死亡原因一欄填寫著“心源性猝死”。

謝鵬死亡原因一欄填寫著“心源性猝死”。

　　家中無人有心臟病史，痛失愛子的二老，想要找到兒子早逝的原因。他們只知道，兒子讀研期間，仿佛總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謝鵬碩士論文中介紹的自己的科研情況。

　　謝鵬碩士期間，參與撰寫了2篇論文，并參與一項發明ZL。ZL受理時間為2019年11月14號。

　　謝鵬父母從他生前與同學、朋友的微信聊天記錄中發現，今年5月，謝鵬已經跟同學說他心臟不舒服，想請假回家寫論文，但導師董天文不放他回家。6月的論文答辯后，他得延期半年畢業了。而在與朋友同學的溝通中，謝鵬認為導師讓他延期畢業的真正原因是讓他幫忙做課題。

　　謝鵬多次向朋友表示，“我現在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我一個人在當5個人使”。謝鵬延期畢業后，他與朋友的聊天記錄中多次提到，延期畢業是導師讓他“再干半年”“一直干活”。

　　多名曾在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就讀的學生告訴紅星新聞記者，根據《遼寧工程技術大學研究生申請學位學術成果規定（修訂）》規定，受理一篇發明ZL即滿足申請全日制碩士研究生學位要求，即可著手碩士畢業論文撰寫，準備最終畢業答辯。謝鵬ZL已發，畢業論文也早已寫好，這些學生均認為他已符合畢業的條件，常規情況下，可在今年6月畢業。

　　謝鵬猝死后，家屬認為，延期畢業導致謝鵬情緒長期不佳，且日常過度勞累，才導致身體狀態驟然變差。導師分配過多任務導致謝鵬猝死。此外，家屬還認為，謝鵬病發后校方搶救不及時。家屬已委托公益律師賈方義、郭乘希律師，準備起訴校方和導師。

　　又是一個善良，老實的孩子遭遇定向壓迫的不幸事件。 這類悲劇這些年在不斷上演，似乎是看不到什么可以完全杜絕的方法。 讀研的時候，尤其是讀這種實驗型學科，作為一個研究生，最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學生的利益和導師的利益并不一致。

　　研究生畢業有兩道門檻：院校的門檻，導師的門檻。現在的問題就是導師的門檻太高，已經成為學生畢業的絆腳石。院校的門檻設置相對合理。靠自己努力讀上研究生的，哪怕導師一點兒不指導，只要不是特別水的，參照畢業標準，請教請教師兄師姐，自己再摸索摸索，基本都能把自己搞畢業。

　　難就難在導師的門檻：導師水平高給指導還好，畢竟名師配高徒，要求高也可以理解。可偏偏有些老板，自己狗屁不是，還天天瞎指導，給學生下指標；還有那種雖然水平可以，但讓學生用兩年時間給師兄師姐打下手或者做橫向的，最后到學生快畢業時來一句：“你離畢業標準差得很遠，要抓緊做啊！”。這樣的結果就是學生忙活了小兩年，發現比自己混、過得比自己舒服的室友同學都順利畢業找到工作了，結果自己還在苦苦掙扎。

　　2020年，疫情重壓之下，我國研究生教育再度祭出了擴招的法寶，試圖以此應對嚴峻的就業形勢。不過在18.9萬人擴招的大手筆下，研究生教育的弊端也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在公眾面前。八九十年代的“天之驕子”們，如今正被抑郁和勞碌困擾著。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一則對全國人大建議的回復信，信中提到，人大建議“改革我國對博士生、碩士生畢業考核體制，給予導師決定博士生、碩士生能否畢業的自主權，釋放研發能量”，教育部對此將充分采納。

　　教育部的這個舉措，被媒體解讀為決心“強化導師負責制”，進一步將畢業的決定權移交到碩導、博導們手中。 坦承來講，人大的建議、教育部的考慮，并非無理。一方面，多年來，我國研究生教育一直存在著過“水”的問題。2019年，北大博士畢業生翟天臨在直播中，詢問網友知網（國內最權威的學術網站）是什么，引發了所謂的“學術門”。的確，擁有博士學位，卻不知知網、論文是何物的翟天臨，給中國教育打了一記結實的耳光。毋庸諱言，如今的青年學生中，確實有不少，是抱著混日子的心態，過完研究生兩年、三年或更長時光的。這樣一種教育的弊病，當然是要謀求革除的。 但問題正在于，人大、教育部給出的藥方，即強化導師負責制，能否藥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