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到高福很難，在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熟悉他的人都說，高福是所里最忙、最辛苦的人。
翻開高福的簡歷，中科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病原微生物與免疫學重點實驗室主任、國科大醫學院院長、中華醫學會副會長……數十個頭銜加身的他，恨不得24個小時都拿來工作。
可他卻笑笑說，自己偶爾還能跑到電影院，去看部熱門大片。
如此游刃有余，他是怎么做到的？
留在非洲的秘密
2014年3月開始，一場以幾內亞、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為中心的埃博拉病毒疫情迅速在整個西非蔓延開來，近三萬人感染，一萬多人死亡。
疫情暴發后，中國政府派出首批63名工作人員，組成移動實驗室檢測隊出征塞拉利昂。抱著與埃博拉斗爭到底的決心，高福應征前往一線。
剛到西非不久，高福就發了五天燒。
“我的專業知識告訴我，我并沒有感染埃博拉病毒。不過我還是自覺在賓館里自我隔離了一個星期。”高福說，“這事我也沒告訴國內的人。”
現在談起這段鮮為人知的插曲，高福的口吻很輕松。但在人人自危的疫情一線，面對著致命病毒的肆虐，對心理素質無疑是一種極大的考驗。
“那時候我提醒自己不要著急，而且萬一真感染了，著急也沒用。”在多年與新發、突發傳染病的斗爭中，高福說自己一直都持有這樣的心態。“做這行，心理素質的訓練高于一切。”
也正是如此強大的心理素質，成就了今天的高福。
“我走到今天，失敗比成功多”
2004年，高福收拾好行囊，鎖上他在英國牛津大學辦公室的門，卸下教職，結束了13年的海外游學生活，回到北京。
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海歸”科學家有一種特有的刻板印象。許多人物傳記中也常寫，他們“放棄了國外優渥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帶著一腔愛國熱情，毅然回到祖國”。
但高福卻并沒有把自己當成這種人。對他而言，回中科院工作，是因為這里能為他提供一個更加廣闊的舞臺。“而且，我父母也在國內嘛，他們需要我照顧。”他笑說。
在他看來，在他所從事的新發、突發傳染病研究領域，中科院的硬件比國外要好，還為他提供了一個很強的團隊，讓他在國外十幾年積累的科研理念、思考、抱負能夠得到充分的釋放與實踐。“在國外我可能只能成為一個小領域的專家，但在中國，我才有可能去做一些頂天立地的事。”
“大家要理解，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現在中國科研實力上去了，將來發達國家也有可能從中國挖優秀人才，這都是正常的。”
這種平常心也貫穿在他科研工作的始終。高福坦言，自己走到今天，失敗比成功要多得多。“科學本來就是無數次的失敗換來1次成功，大家看到我在《科學》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卻不知道我已經被他們拒絕過99次。”
但在失敗中，高福迅速成長。他從一個農業大學獸醫學專業訓練出來的學生，不斷跨界，從最初的分子生物學、病毒進化學、結構生物學，到后來的流行病學、公共衛生政策，他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成功。
于“細微”處見大義
如今的高福，已經是在《科學》《自然》《細胞》《新英格蘭醫學雜志》《柳葉刀》五大頂級學術期刊上取得“大滿貫”的，為數不多的中國科學家之一，幾乎可以說已經“功成名就”。
但高福的夢想并沒有就此止步。與H5N1、SARS、H7N9、MERS、埃博拉病毒等重大新發、突發病毒一次次周旋的經歷告訴他，防患于未然，永遠都是傳染病防控的“黃金準則”。
2015年以來，寨卡病毒在南美洲暴發，并在全球蔓延，我國也出現了多個輸入病例。高福敏銳地預感到，寨卡病毒對中國的潛在危害可能會非常大，甚至“可能大過其他病毒”。
“這種病毒對大部分成年人的影響并不明顯，但對胎兒則可引起小頭癥畸形。現在中國剛剛放開兩孩政策，會出現一大批高齡產婦。從群發病的角度來看，如果這個病毒在中國傳播開來，對家庭、對政府，都將帶來極為沉重的負擔。”
今年初，高福就開始在各種場合呼吁科學界重視寨卡病毒，并建立輸入病例監測及研究共享機制。之后，他在中科院內組織了一支由20多個研究室組成的聯合攻關團隊，把他在中科院微生物所做流感病毒研究的團隊調了過來，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等多家單位也迅速參與進來；之后，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等院外研究團隊也加入了攻關隊伍，大家通力合作，僅過了兩個多月，就產出了一批世界一流的重大研究成果。
“技術求同，科學求異。”高福說，“寨卡病毒身上還有很多科學問題沒有搞清楚。在這個領域，中國要去尋求能夠在科學上引領世界的突破點。只要做出來，我們就是第一。”
上有頂天的科學問題，下接立地的國家需求，在與“看不見的敵人”周旋的日日夜夜，高福感受到了使命的召喚。
他始終記得，第一次拿到病毒入侵關鍵蛋白結構時的興奮。也始終記得，動身去塞拉利昂的前一晚，他對自己的女兒說，我要去塞拉利昂了。
而女兒的回答是：“爸爸，我也跟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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