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一癌癥研究人員涉嫌造假

杜克大學癌癥研究人員安尼爾·波蒂受到審查

　　凱思·巴格利（Keith Baggerly）和凱文·庫姆斯（Kevin Coombes）是美國得克薩斯州安德森癌癥研究中心的兩位生物統計學家，2006年，當他們因工作需要對杜克大學一著名研究小組所發表論文的數據進行查證時，他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隨之而來的是影響整個領域的一場大風波。

　　安爾尼·波蒂（Anil Potti）是杜克大學癌癥研究人員，他的研究小組發明的一種通用腫瘤分析方法受到了巴格利和庫姆斯的質疑，不僅如此，波蒂還被指控在個人簡歷中有編造行為。如今，據最新出版的《科學》雜志報道，杜克大學已經停止了基于這些方法而實施的臨床試驗，并啟動了對波蒂和其研究的調查，同時勒令波蒂行政停職；事件也呼吁對癌癥研究領域進行一次普查。

　　杜克大學的網站顯示，波蒂是杜克大學醫學系和遺傳科學和政策研究所的副教授。他在印度的基督教醫學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在完成了內科住院實習和血液及藥物腫瘤方面的醫師訓練后，他成為杜克大學癌癥遺傳學家約瑟夫·尼溫斯(Joseph Nevins)實驗室的成員。

　　受到質疑的工作包括波蒂和尼溫斯的研究。2007年初，巴格利和庫姆斯首次提出對波蒂和尼溫斯腫瘤遺傳學研究的疑問。從此，事件開始了前前后后3年多的折騰，直到2010年7月，《癌癥通訊》報道了波蒂在其簡歷中編造他是“羅德斯學者”這實際上并不存在的事實，事件才出現了轉機，迫使杜克大學采取了相應措施。

　　《紐約時報》的文章指出，7月中旬，當《癌癥通訊》有關波蒂涉嫌捏造履歷的文章發表后，美國癌癥協會中止了授予波蒂博士的一項為期５年、總額為72.9萬美元的經費。與此同時，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其他機構的數十位生物統計學家和癌癥研究人員致信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所長哈羅德·瓦爾姆斯博士，質疑杜克大學這3項臨床研究的方法，呼吁杜克大學停止這些試驗，并實施外部評審。

　　美國癌癥協會也要求杜克大學提交醫學中心保證其所資助研究的準確性和科學有效性的措施，同時也要求杜克大學調查波蒂的履歷。

　　《科學》雜志通過電子郵件征詢波蒂對事件的評論，他沒有回應，尼溫斯表示他愿意就相關研究發表意見，包括“事件如何被提出和講述的過程都充滿了扭曲，而且只是單方面的”。但他補充說，因為目前不是恰當的時間，最好不要作評論。

　　《科學》的文章指出，就像許多研究人員熱衷于癌癥治療的個性化，杜克大學的項目開始時充滿了希望，波蒂和尼溫斯研究了腫瘤細胞中的一種遺傳行為模式，即基因表達簽名。最近幾年，基因表達簽名成為一個熱門領域，因為醫生們都在尋找最有利于患者的方法，即為患者提供最有利他們自身的藥物。但是，被用于鑒別腫瘤類型的基因簽名很難被復制，只有極少數基因的可靠性看似可用于臨床。

　　2006年10月，波蒂和尼溫斯在《自然—醫學》期刊上發表論文指出，通過檢測細胞系對特定藥物的靈敏性，可以預測多種類型的癌癥患者對其治療的反應。基于這項研究，杜克大學啟動了三項臨床試驗，其中兩項涉及肺癌，一項涉及乳腺癌，目的是利用基因表達簽名確定患者所需要的治療類型。

　　其他機構的臨床醫學研究人員也期望嘗試這一想法，包括得克薩斯州M. D安德森癌癥中心的醫生們。然而，安德森癌癥中心的醫生們希望在試驗之前確證數據的可靠性，因此，他們要求中心的生物統計學家巴格利和庫姆斯仔細看看《自然—醫學》期刊上的這篇論文。

　　“開始時我們非常困難。”巴格利說，他和庫姆斯在這篇2006年的論文中發現了錯誤，包括看似不屬于數據清單中的基因、沒有準確標記的腫瘤樣品。巴格利表示，他們開始與杜克大學的作者聯系、溝通，但“我們沒有收到讓我們滿意的答復”。

　　2007年春天，巴格利和庫姆斯向《自然—醫學》期刊投遞了一篇通訊文章，詳細說明了他們關注的問題；他們的文章發表在2007年11月出版的《自然—醫學》期刊上。“我們鑒別出問題，我們與作者商談，我們寫信給期刊，期刊也刊印出我們的信。”巴格利說，“好了，我們認為這就是檢查和校正工作應有的過程。”

　　然而，波蒂和尼溫斯還在繼續發表基于同樣方法的論文。這讓巴格利惱火。他很困惑：為什么杜克大學的團隊能夠讓他們的預測模式有效工作，而他和庫姆斯卻不能。在杜克大學團隊隨后發表的論文中，巴格利發現了新的錯誤，并與發表論文的期刊《柳葉刀—腫瘤學》和《臨床腫瘤學期刊》聯系。這兩份期刊均拒絕發表巴格利的來信，但刊出了涉及部分問題的修正。

　　《臨床腫瘤學期刊》的發言人勞位·利文斯敦表示，期刊正在調查這篇通訊的處理過程，以便對整個情況進行評估。《柳葉刀—腫瘤學》拒絕對事件發表評論。

　　史蒂文·戈德曼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流行病學家和生物統計學家。兩年前，他在巴格利有關這一事情的一次演講中第一次聽說此事，并對之產生了興趣。“這是一件真正嚴重的事。”他說，他告訴巴格利，他們應該將相關事件發表在重要期刊上。

　　不久后，巴格利獲知杜克大學正根據波蒂—尼溫斯方法啟動了3個臨床試驗項目并安排患者接受治療。巴格利采取了另外一種措施：發表自己的論文。他和庫姆斯在幾個“重要的”生物學期刊上發表了他們對波蒂和尼溫斯幾篇論文的批評意見，但編輯認為這些文章太負面了。

　　之后，他們將論文投遞到高水平的統計學期刊——《應用統計學年刊》，兩周后，即2009年9月，期刊在網站上發表了他們的文章。在幾周的時間里，杜克大學中止了這些臨床試驗，然而，大學的一個評估被授權后，2010年1月，這些試驗又重新開始。直到2010年7月，波蒂被發現在其履歷中有編造行為，杜克大學才再次停止了這些臨床試驗。

　　巴格利說，這一事件交織著兩個棘手的問題：校正科學記錄的困難和解讀基因表達數據的困難，“我們的機制真的很難表明什么是對的，什么不是”。

　　莎莉·納斯是美國醫學研究院國家癌癥論壇的負責人，她說：“未來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更好地避免這類問題？”7月中旬，《癌癥通訊》報道了國家癌癥論壇要求醫學研究院同意其調查基于這些基因表達的臨床試驗。癌癥生物學家們也擔心，杜克大學的案例是否會給基因信號研究籠罩上陰影。密歇根大學從事肺癌分子遺傳學研究的的大衛·比爾表示，杜克大學的這一事件“給學界帶來傷害”，他希望事件不會弄污整個領域。

　　在波蒂被指控可能編造其履歷之后，杜克醫學院負責醫學事務的副院長邁克爾·卡夫說，杜克大學宣布正計劃啟動一個針對臨床試驗的“全面的外部科學評估”。杜克大學也隨后宣布將啟動一個正式的調查，調查涉及波蒂博士履歷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