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人員留職創業：又一次“下海”的實驗

　　 時隔30年，國務院再次向國有機構科研人員拋出“下海”的繡球，以保留體制內身份和待遇3年為優惠條件，鼓勵他們離崗創業。國務院近日印發《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要求，高校、科研院所等事業單位要探索專業技術人員在職創業、離崗創業有關政策。

　　在30多年前的那股下海潮中，許多“體制內”人士放棄“鐵飯碗”，勇做“弄潮兒”，最終變成了今日的商界“大佬”。然而，在他們身邊，更多的人并沒有在潮頭中站穩腳跟，甚至“溺水”或被“拍在沙灘”。那么，面對專門面向科研人員的“停薪留職2.0”的政策優惠，科研人員要不要投身于這場“下海”的實驗呢？需要注意些什么？

　　三年時間夠不夠？

　　縱覽《意見》，國務院此次政策鼓勵，比之30多年前的“停薪留職”稍顯人性化，時間上也從“一般不超過兩年”放寬到“3年內保留”。而此前阿里巴巴掌門人馬云也曾有過“大部分互聯網公司活不過3年”的言論。那么，3年夠不夠科研人員投身這場“下海”的實驗？

　　“我覺得3年時間足夠了。”九三學社中央科技委員、北京中科同向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鄔玉良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科研人員手握技術優勢，3年之內如果還沒有發現技術有沒有市場、在市場上有沒有競爭力，那基本上意味著不好的結果。

　　鄔玉良在創業之前先后供職于和利時、方正等業界巨頭，此后瞄準信息安全領域的“容災備份”這一環節，掌握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并于2005年創辦中科同向。該企業在短時間內即屢獲榮譽，鄔玉良也踩著大數據時代的節拍獲得成功。

　　鄔玉良認為，科研人員通過手中的技術，組建團隊、做出產品原型并能夠進行產品化，甚至有些試點產品，3年時間是足夠的。

　　“有了團隊和產品雛形，就可以去市場上融資。如果還是只有‘行情’而沒有融到資金，那這個創業是挺困難的。”鄔玉良說。

　　不過，他同時表示，如果創業者不光有團隊、產品雛形，還有合適的市場，那就意味著有了初步的造血能力，公司也能運轉并活下來。

　　“一般說初創公司活不過3年，超過3年能活下來，倒掉的可能性就小了，有前景了。”鄔玉良說，“所以3年是一個合適的時間。”

　　哪些科研人員適合留職創業？

　　《意見》出臺后，記者接觸的數位科研人員大多對創業仍持謹慎態度，且表態“如無實質、具體細則出臺，‘出走’的幾率不大”。

　　那么，到底哪些人適合留職創業？

　　“創業以前叫‘下海’，除了有人‘弄潮’之外，還有人‘淹死’。會游泳的才能下海。”鄔玉良認為，肯定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創業，科研人員要對自己有公正客觀的判斷評估。

　　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副所長隋雪青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中表示，研究所人員辦企業，最大的問題就是人的磨合和技術的磨合。

　　“辦企業不是搞研究，很多研究人員認為，我技術攻關都能攻下來，辦企業有啥難的？實際上非常難。”隋雪青舉例說，辦企業要招聘團隊，招聘什么樣的市場等職能人員取決于創業者的思想和價值觀，這就需要人的磨合。

　　此外，隋雪青指出，科研人員辦企業要注意不能將申請項目時的需求分析當作市場需求：“不要想當然地認為你研究的技術就有市場，技術能不能變現需要與市場磨合。”

　　另外一位從科研院所創業起家的創業者對此感同身受。“很多二次技術并不亞于一次技術。”北京派特博恩生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杜轉社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許多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員辦企業出問題的原因就在于把技術當產品，不了解二者的差距。

　　杜轉社在“下海”之前，在中科院工程熱物理研究所供職多年，見慣了科研人員因此折戟商海，表示“對此深有體會”。

　　“不要指望一下子就生產出十全十美的產品。技術在實驗室里可以深入研究，在市場上要貼合需求，盡快推出產品搶占先機，占領市場之后再不斷完善，逐步升級。”杜轉社提醒說，科研人員不要在這方面“較勁”。

　　鄔玉良建議科研人員：“科研人員的技術如果確實有市場，就去找個營銷能力強的來對接市場，最好再能找個資金方，‘三駕馬車’一起拉，這樣容易成功。”

　　不過，鄔玉良強調，這其中涉及一個占股分配的問題。“如果科研人員只是技術方面強，又不愿意合伙，那建議還是搞科研去。如何入股、股東大小，這些都不是最初要考慮的問題。”

　　科技人員創業難度更大？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下海潮中，不乏潘石屹、王健林這樣極其成功案例，但有科研人員表示，這兩位都是房地產商，不具有代表性，科技創業難度更大。

　　果真是這樣嗎？與其他人士相比，科技人員創業有哪些優勢和劣勢？

　　鄔玉良認為科技人員手握核心技術是其天然優勢，這是其他社會創業者所不能比擬的。

　　“掌握核心技術不一定創業成功，但在中關村站得住腳的，都掌握著一項核心技術。”鄔玉良用銷售人員創業作比，“公司銷售人員出來創業，失敗案例很多。他們一般是把客戶帶走，如果客戶一走，自己就倒了。”

　　鄔玉良還指出，如今知識產權的地位已經今非昔比了，對知識產權的法制保障越來越健全，帶來的是人們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提升，這無形中增加了技術在企業各項配置中的權重。

　　“所以我覺得科技人員創業成功率其實比其他人士更高。”鄔玉良對記者說，如今在細分市場領域，只要技術能夠贏得哪怕只有不到1%的市場份額，就有機會擴張，“市場需求是真實存在的，只要點著火，后面就是怎么燎原的事兒。”

　　不過，與創業成功率相比，創業本身的難度是另一碼事。在市場化成熟度較高的特區深圳，科技人員創業的難度并不高。一位要求匿名的某研究機構的負責人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他認為創業難度大小應該跟一方地區的知識經濟水平、市場發育程度、創業氛圍、有很大關系。

　　“就算政策激勵到位，如果沒有好的市場環境，也不好說創業容不容易成功。”他說，在欠發達的西部地區，可選擇的科技創業項目很少，缺乏必要的孵化土壤。

　　隋雪青告訴記者，將產業與科學技術結合起來，中科院計算所早有探索和布局，并且鼓勵科研人員走向市場作嘗試。尤其在創業氛圍的培育上，計算所更是將其列為工作重點。此次國務院發文鼓勵留職創業，該所差不多十年來的做法與之如出一轍。

　　科技人員創業比不過大學生？

　　政府出臺政策鼓勵創業，已是屢見不鮮。此前政府在鼓勵大學生創業方面不遺余力，而如今上升到科技人員。大學生有激情、有創意、接地氣，科研人員創業，跟他們比得了嗎？

　　“相對來講，我反而認為科研人員成功率更高。”鄔玉良對記者說，創業不是簡單的事。大學生社會經驗欠缺，在面對人力資源、市場營銷、財務、金融資本等問題時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有經驗的科研人員對此就不必如此棘手。

　　不過，鄔玉良認為，大學生創業者也有其天然優勢：“他們年輕，可以多犯幾次錯誤。”

　　“這兩部分人都有必要投入‘大海’里歷練歷練，以發揮市場作為科研成果試金石的作用。”鄔玉良說，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面臨科技和市場兩張皮的問題，是時候讓市場配置一下科研資源。

　　“跟關起門來搞研究不同，科學技術到了市場上會煥發新的生命力。”鄔玉良說，新技術在市場上的發展和壯大，會加速科技革新的腳步。

　　鄔玉良同時指出，30~40歲是科研人員“下海”最好的年齡段。“這個時候更有沖勁，而且社會地位、家庭等方面沒有太多患得患失。馬云、柳傳志、任正非、張瑞敏這些人真正開始創業也都只有三四十歲。”

　　去哪兒找合伙人？

　　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員，往往在科研上很突出，但一到市場上就有問題。杜轉社建議，科技人員創業，只做自己擅長的就好。

　　“我們的科研人員不要做市場上的總經理。這并不是說‘姓科’就不能做好市場，能做好，但是會很累。”杜轉社說，自己曾經在市場一線跑過很多市場，成長的過程非常艱苦。

　　“合作才能雙贏，科技人員你就在技術上把好關，不斷提供新產品。”杜轉社表示。

　　鄔玉良提出，在科技人員發展合伙人的過程中，要學會借助行業協會等組織的力量。

　　“擁抱行業協會、行業組織，可以讓技術產品及早地擁有更好的市場對接和推廣平臺。”鄔玉良告訴記者，由中科同向牽頭組織成立的中國容災備份創新發展聯盟，目前就提供類似功能，現已發展有90多家技術單位，擁有數位業界“大拿”為行業發展掌舵。

　　“聯盟的作用就是要為技術和產品走向市場架梯搭橋。”鄔玉良說，該聯盟成立不久，就先后幫助北京科技大學、廈門大學等幾個自主創新技術對接了孵化平臺。

　　“找些合伙兒共同發展，創業的難度就不大了。”鄔玉良期待《意見》之后各科研機構細則的落地，“只要走出去，就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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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薪留職”浮沉30年

　　近日，“停薪留職”一詞因國務院印發《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再度引發人們廣泛關注。

　　30多年間，這一曾被稱為“停薪留職”的政策經歷了從興起到沉寂而后再度復興的轉變過程。

　　1983年6月11日，當時的勞動人事部、國家經濟委員會聯合下發了《關于企業職工要求“停薪留職”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規定停薪留職時間一般不超過兩年，停薪留職期間，不升級，不享受各種津貼、補貼和勞保福利待遇。因病、殘而基本喪失勞動能力的，可按退職辦法處理。停薪留職人員在從事其他收入的工作時，原則上應按月向原單位繳納勞動保險金，其數額不低于本人原工資的20％。該政策在當時可謂一項大膽的制度創新，引發了一輪“下海潮”，也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今日的商界大佬王健林、潘石屹等均是提交“停薪留職”申請書之后踏上了創業之路的。

　　“停薪留職”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轉型的產物。在計劃經濟時代，包括企事業單位正式職工、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在內的一群人，手里端的是摔不破的“鐵飯碗”；而當市場經濟大潮來臨之時，其中一些人辭職下海了，或由于其他原因離開了原來的工作崗位。可由于轉型沒有完成，計劃與市場仍處于交匯期，于是這些人的“鐵飯碗”還被保留著，雖然停了薪水卻隨時可以“上岸”，重新端起“鐵飯碗”。

　　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政策甚至一度成為既想為自己留一條后路又想下海“搏一搏”者較為保險的選擇。從一開始僅局限于科研人員及因私出國者，進而擴展到所有的干部及職工。在停薪留職的時限上也由開始的兩年演化為單位與個人之間長短不拘的自由契約。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改革開放的政策導向得到了強有力的確認，新一輪的“停薪留職”潮也更加波瀾壯闊。據人社部數據顯示，1992年，有12萬公務員辭職下海，1000多萬公務員停薪留職。

　　為順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大趨勢的要求，國家在1995年頒布了《勞動法》，并先后出臺了一系列實施細則。勞動部門對“停薪留職”作出了比較具體的規定。按其要求，原固定工作中經批準的停薪留職人員，愿意回原單位繼續工作的，原用人單位應當與其簽訂勞動合同，明確權利義務關系；不愿回原單位繼續工作的，原用人單位可以與其解除勞動關系。

　　1999年，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頒布了《關于進一步規范勞動關系的通知》，具體規定了“企業停止辦理職工停薪留職 。職工停薪留職期限屆滿，不再辦理續訂手續；對停薪留職期滿后逾期不歸的職工，可做自動離職處理”。同年5月20日，福建也印發類似文件。

　　至此，“停薪留職”政策逐漸淡出人們視野，漸趨式微。直到2008年，山東仍出臺新規，規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山東省省管國有企業內部將不允許存在“停薪留職”。

　　從政策意義上來說，在全國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度后，原固定工制度不再繼續存在，“停薪留職”失去了其原本設立的意義；從人事管理的意義上來看，實行停薪留職，容易導致勞動人事關系的混亂和人事管理矛盾。停薪留職的誕生，恰恰是處于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過渡時期，它先天的“妥協性”在制度日漸完善之時反而變成了一種尷尬，隨著《勞動法》出臺，人才流動市場的形成，它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不過，各地出臺的政策傾向并不完全一致。2005年6月29日，吉林發布《吉林省人事廳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意見》規定機關人員去創業可停薪留職 。在此前后，各地也陸續出現鼓勵公務員或企事業單位人員停薪留職的規定。其中包括：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安徽省中小企業促進條例》。2008年出臺的《昆明市人事局關于支持服務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實施細則（試行）》。2008年河南商丘出臺的《關于擴大對外開放促進全民創業的若干規定》。2013年底，江西省出臺政策，允許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職工停職創辦企業后，若3年內不再創辦企業的允許回原單位工作。這一政策在社會上引起了爭議，反對者認為體制內創業不應該享有“超國民待遇”。

　　此次國務院力排眾議出臺了支持科研人員離崗創業的優惠政策，是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采取的新舉措。我國自2002年推出積極就業政策以來，經過“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就業和再就業相結合”“促進就業”這三個階段之后，迎來了“促進就業創業”的階段，尤其是突出“創業”。“著力培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引擎，把創業和就業結合起來，以創業創新帶動就業”正在成為就業政策的指導方向。

　　當體制內有工作經驗的科研人員加入到創業潮當中，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步伐是否會加快？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之路是否會越走越寬？我們期待更多的柳傳志為我們鑄造新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