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我國科技體制改革朝向和面臨的問題

　　 從1985年開始，我國科技體制改革實際上經歷了兩個階段，包含或體現了“促進（技術成果）交易”和“鼓勵（科學家）創業”這兩種改革方針。目前，“第三階段”正處在探索、混雜且方向不明的狀態：一方面前兩個階段的科技體制改革方針的偏誤并未得到有效揭示與糾正，至今仍然在發揮著作用或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另一方面朝向于自主創新、服務于創新驅動發展的科技體制改革新指導方針和操作方案尚未明確。科技體制改革如今在總體上可以說正處于一個朦朧期、混亂期和換擋性的間歇期。新一階段的科技體制改革要真正地開始，需要在“分類管理”的理念指導下進行精細化的改革，解放新一類人才的生產力，由其提供高品質的創新服務，促進協同創新和科學發展。

　　科技體制改革的第三階段尚未真正啟動

　　1985—1996年期間的科技體制改革遵循的是推進技術交易的方針。策動的是所謂交易型的改革，即指承認技術的商品屬性，發展技術中介市場來促進科技成果從研發到應用的轉變。為輔助技術市場的推進，1985年我國成立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1988年頒布了《技術合同法》和《科學技術進步法》。截至1996年，我國共有5.4萬家各類技術貿易機構、2400個產品質量監督檢測機構和3378個法定計量技術機構。

　　1997—2005年期間的科技體制改革遵循的是鼓勵科技創業的改革方針。這個階段或層面的科技體制改革主要以推進科研院所的分類改革為抓手，促進“科學家變成企業家，科學研究成果變成市場商品”的二重轉化。為了配套創業型改革，1995年中央出臺了《有效保護及實施知識產權行動計劃》，1996年實施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到2010年，全國共有1200家應用類科研院所轉化為企業。

　　2006年國家提出自主創新戰略，這自然包括對科技體制進一步改革的內在客觀要求。這次科技體制改革和前兩次不同的是，原來的科技體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即政府等管理層意識到了科技體制的弊端，主動改革體制從而引發了科技研發和轉化的變化；如今的科技體制改革卻是自下而上的，即社會創新實踐出現了新情況要求科技體制進行改革以適應新情況。目前的情況是，地方性的科技體制改革可謂如火如荼，而中央層面則尚未明確和下達此一輪改革的具體思路與配套操作方案，朝向于自主創新的科技體制改革的方針和行動方案仍在探索中。

　　創新服務：科技體制改革的主要朝向

　　201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明確指出要加強企業的自主創新主體地位，并圍繞這個中心提出了科研院所分類改革、科技管理體制改革、統籌協調等要求。但是，以加強企業研發應用能力的側重并沒有為集成創新創造社會化的條件；科研院所分類改革并沒有真正從創業型改革的傳統思維中走出來，沒有體現“科研要接地氣、成果要集成轉化”的新要求；還在要素投入的方式上改變，如吸收企業參與國家計劃的實施，忽略了對社會性創新服務的感召和能力的培養；人們還局限于政府與市場的二元論思維方式中，沒有凸顯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共同作用。

　　其實，在明確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的同時，還需要明確社會性機構的創新服務主體的戰略地位。現有的科技體制依舊遵循的是政府給予財政經濟支持—研院所提供成果和服務—企業加大研發投入的“產品產出—市場化—產業化”的大體思路，與以前的科技管理相比并沒有明顯區別。“官、產、學、研”一體化強調四者之間的直接合作，忽視了由于各自主體的角色和底蘊不同帶來的合作困難，如有效需求的不明確、有效供給的難形成等問題。因此，我們需要開發第五種力量—創新服務能力來對整個體系進行架構、聯結和管理。總之，已有的科技體制改革的思路在探索中不斷前行，愈加趨近問題的實質，如已經從現有技術的市場化到技術的研發，從技術創新走向知識創新，從單體走到了平臺，也正從對市場的依賴走向依靠社會性協作的創新服務。但留下的問題也不小，如：現在還過多地強調或依賴交易型轉化和創業型轉化，科研工作還主要局限在學科專業之內，還沒有很好做到超學科、跨領域地直面經濟社會創新發展實踐的地步；現在還主要是基于已有的科研成果來推進轉化，并未做到通過總體解決方案的設計來實現有效集成和定向開發的地步。

　　新一輪科技體制改革需要正視和破解的問題

　　盡管已有的科技體制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創新發展的偉大社會實踐對我們的改革事業也同時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我們需要正視以下幾個足以反襯出已有科技體制改革不到位甚至錯位的問題。

　　科技成果被當作商品進行交易的合理性問題。科研成果經過科學家們的辛勤努力，無疑是有意義的，但這種有意義的科研成果并不等于就具有明確的價值。114產學研平臺的統計數據顯示：對于研發出來的技術來講，能成為商品進入市場交易的實在是極少數，大多數技術成果的成熟性、穩定性以及開放—整合性等可能都存在程度不等的問題。此時，它們的價值是不確知或者很難估價的，縱然給予一個價值設定甚至是價格要求，也難以找到真正的買家。因此，靠市場機制來試圖通過成果交易來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思路和做法就有很大的局限性，絕大多數成果不能被直接作為商品來對待，它們的社會經濟屬性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科學家變成企業家的可能性問題。科學家負責的是意義的探尋或知識的創新，是對世界上諸多奧秘的求解，他們追求的是一般性的真理而不是具體化的效用或價值；企業家則不同，他們愿意接受的是成熟的技術，做的主要是技術創新工作，通過管理創新和經營改進來體現技術、資本和管理的價值，以此來獲得利潤。盡管企業家也有社會責任，但其與科學家的社會責任來比則相去甚遠或者說根本不同。一個真正的科學家與企業家是兩種思想方式，二者遵循的是根本不同的行為邏輯，追求的是不同的目標或效果。一般來說，探求真理的科學家與追求利潤的企業家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才類型，前者能否轉變為后者，既缺乏實踐上的佐證，更缺乏學理上的支持。因此，朝向創業型轉化的科技體制改革及相應政策就缺乏理論基礎與現實上的可能。

　　如何解放“通識型”人才的生產力的問題。確實有一些可以溝通科技與經濟的人才，但他們從來都不是單純意義上的科學家或科技專家，而是一種“通識型”人才（通常也被稱作“T型人才”），他們也是長期從事科技研究，他們不局限于某個固定的學科或專業，對橫斷學科具有很好的理解和深入的領會，具有寬廣的學術視野和較高的思想能力，尤其具備跨學科做交叉研究和超領域進行戰略構思的能力。如何在“分類管理”的理念下，在對科技成果和科研機構進行分類管理的基礎上，以人才的分類管理為抓手，以解放“通識型”人才的生產力為目標或中心主線來謀劃下一步的科技體制改革，實在是一個亟待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通識型”人才以其獨特的知識結構和戰略性眼光，不僅可以與諸多領域的專家進行深度研討，對科研成果的意義能精準理解和把握，還能夠與企業界、金融界、文化界和政界的人進行相當好的溝通。他們通過與科學家和企業家的交流，可以很好地把握問題情景，挖掘出他們的意向和科技需求，然后通過頂層設計來使需求得以科學地表達和集中性地滿足，諸多成果也能在架構的基礎上得以集成式地轉化。通識型人才可能并不是成果研發者，卻可以是最佳的成果轉化人才和科學家、企業家之間的“超級鏈接”促進和支撐保障者。這類人才堪稱專門為創新服務準備的人才類型。

　　在下一步科技體制改革中，如何精準地解放體制內長期積累和大量富存的“通識型”人才的生產力，讓他們充分地發揮應有作用，可謂科技體制改革的一個中心主題。

　　（來源：114產學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