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漏油事件賠償困局待解個體維權困難重重

　　中海油漏油事件賠償困局待解

　　國家海洋局是否能發起生態索賠，還有待觀察，近十年來的海洋污染案例，鮮有相關政府部門作為起訴方。而個體索賠的維權之路則是困難重重。

　　難以兌現的官方索賠

　　國家海洋局官員7月5日表示，將對中海油渤海漏油事件中，海洋生態環境的損害情況進行監測評價工作，或將發起生態索賠。第二天在中海油與康菲聯合舉行的兩次發布會上，當事雙方對賠償并未正面回應。

　　但7月7日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的多位法律專家、律師和環保機構負責人對此卻均持懷疑態度。他們普遍認為，國家海洋局是否能發起生態索賠，還有待觀察，“通過行政處罰和非訴訟手段解決的可能性很大，海洋生態損失的補償可能遠遠低于實際損失。”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海上溢油事故破壞環境的罰款上限為20萬元，過低的罰款額引來輿論的普遍質疑。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燦發認為，國家海洋局最高20萬元的罰單明顯過低，如果造成重大環境污染，達到追究刑事責任的標準，就應當依法追究刑責。

　　然而在許多資深律師看來，國家海洋局是否能夠依法起訴依然充滿不確定性。

　　已從事海洋污染案訴訟12年的律師夏軍7日向記者指出，海洋污染案訴訟最大的困難往往是沒有原告，包括國家海洋局、農業部等相關政府部門并沒有發起海洋污染訴訟的動力。

　　他說，近十年來的海洋污染案例，鮮少有相關政府部門作為起訴方，少有的一個成功案例并不針對國有企業，而是2001年某海外油輪在國內海域泄漏造成的污染事件。

　　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王海軍7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分析說，“以此次中海油和康菲的污染事故為例，海洋局雖可以代表國家主張生態損失，但由于政府機關自身也是行政處罰者，在實踐中，一般不會通過司法途徑解決，而是在行政處罰程序中一并解決。”

　　維權困難的個體索賠

　　一直試圖置身事外的中海油，6日下午終于向媒體表示，將分擔作業者康菲的責任。

　　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公眾參與議題負責人常成指出，中海油作為油田主要控股方，有監督和管理的義務，理應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和賠償責任。

　　“中海油沒有對沿線漁民行使告知義務，導致漁民沒能采取及時有效的措施，對污染事故進行預防和自救。”常成認為，中海油應當對此應當承擔責任。

　　即便如此，蒙受經濟損失的漁民雖然作為個體起訴在現有法律框架內并沒有爭議，但實施起來并不容易。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馬軍告訴記者，地方法院對于涉及重大利益的環境訴訟態度不積極，立案常常很難，即使立了案也常常拖延不判。最重要的是，即便原告勝訴，獲得的賠償多數情況下也很有限，有時甚至不能彌補其參與訴訟的時間和資金投入。

　　環保律師夏軍在長期的關注中，找到了一些起訴技巧，他發現海洋污染事故的案例，起訴到海事法院往往比起訴到地方法院更容易被受理，但即便如此，許多案子都會拖很長時間，而且當事方未必能夠得到滿意賠付。

　　與此同時，海洋污染事故中污染受害者遭遇的取證難，也制約著人們上訴的積極性。

　　馬軍認為，現階段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直接利益受到損害的群體不能通過環境訴訟維護自身權益。環保組織也應該首先考慮協助這些直接利益受損的群體進行法律維權。

　　挑戰重重的環境公益訴訟

　　近幾年來，社會上對放開公益訴訟的呼聲越來越高。王海軍認為，社會公益組織也應可以提起環境公益訴訟，鑒于其能大范圍代表受害者的利益，具有較強的社會公信力，而且擁有專業的技術和法律人才，在對污染情況的取證上更容易找到突破口，代理過程更公開透明，可能最終獲得的效果更好，也更能得到社會的認可。

　　但環保組織參與公益訴訟似乎并不容易，首先要獲得起訴資格。馬軍介紹說，即使在西方，起訴資格的把握也較為嚴格，因為一旦允許任何沒有直接利益的機構作為起訴方，有可能導致濫訴，導致司法資源難以承受。

　　“一個折中的做法，是將環境損害和從事登山、觀鳥、潛水等活動的環保組織的成員聯系起來，這樣就有了某種直接利益的關聯，就可以獲得起訴資格。”

　　國內并非沒有環保組織成功幫助個體維權的成功案例。之前貴陽和無錫的兩起環境訴訟中，中華環保聯合會就是起訴主體，法院受理貴陽的案子時候，判定起訴方獲勝，促進問題的進一步解決，但無錫的案例因為種種原因調解結案，沒有裁決。

　　馬軍認為目前中國的當務之急還是要先把一般性環境訴訟做起來，在此過程中再考慮適度擴大環境訴訟主體的范圍。

　　“正在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中，有一些關于公益訴訟的討論，期待對此能夠有所突破。”常成說。

　　馬軍強調，實現包容式發展，需要平衡各方利益，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當下應當引起足夠重視，司法保障應當是其尋求維護自身權利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