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農業生物技術遭遇重創

　　“許多歐洲同行得知歐洲法院裁定后備感震驚和沮喪，畢竟他們有過轉基因被政治綁架而失去農業科技競爭力的慘痛經歷，如果今后再因基因組編輯管理失誤而導致科技創新的更大挫折，那將是歐盟整個科學界的悲哀。”29日，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告訴科技日報記者。

　　位于盧森堡的歐洲法院25日裁定，包括基因組編輯在內的基因誘變技術應被視為轉基因技術，原則上應接受歐盟轉基因相關法律的監管。而具有戲劇化的是，27日，歐洲與美國完成了零關稅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歐盟表示將進口更多的美國轉基因大豆。

　　就這樣，歐盟一邊限制自己的轉基因技術和基因組編輯技術研發和作物種植，一邊從美國大量進口轉基因大豆和轉基因農產品。

　　基因組編輯并不等同于轉基因

　　“基因組編輯技術，是利用新建立的一類基因修飾技術，對物種基因組的目標位點作刪除或突變等操作，以獲得所需變異的生物體，比如，可以去掉花生的導致過敏基因。基因組編輯也可以用于轉基因作物的研發，這時操作需要加入外源基因。基因組編輯并不等同于轉基因，基因組編輯涉及的操作結果更廣泛。”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研究所生物學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姜韜說。

　　黃大昉說，基因組編輯是繼轉基因之后生物工程領域又一重大技術突破。與傳統雜交育種和轉基因育種相比，基因組編輯誘變育種更為精確，并可以做到無外源基因插入，如同生物自身的自然突變，從而進一步降低了轉基因隨機整合可能產生的風險，使生物遺傳操作更為安全可控。

　　監管不遵循科學原則

　　“歐盟對于生物技術采取的所謂的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也有翻譯為：謹慎原則）的監管思想，不僅監管產品，而且過問過程，具有很大的主觀性，預防的程度和廣度，取決于監管者的認識水平。”姜韜說。

　　黃大昉說，長期以來，歐盟曲解了生物安全風險的“預防原則”，對轉基因技術以“過程”而非“產品”為基礎，進行安全性的過度評價和管理，這不僅違背了務實創新的科學精神，更為反科學思潮的泛濫和政治干預大開方便之門。

　　而美國采取科學原則，只考慮最終產品中最后有否新物質出現，不考慮這個產品的出產過程，因此，同對待轉基因一樣，美國并沒有將基因組編輯特殊對待、單獨監管。

　　“美國的監管原則客觀清晰，無論出現何種新技術，只考慮是否有新物質出現，這樣不會影響監管的決策和過程。而歐盟的監管原則決定了，每當出現新技術時，都要重新判斷是否需要納入轉基因監管框架里。”姜韜說。

　　對歐盟生物技術的致命一擊

　　盡管一些環境組織對此裁定表示歡迎，但是許多歐盟育種專家認為，這是對歐盟植物生物技術領域的“致命一擊”。

　　“生物技術作為當今世界高新技術發展的重要領域之一，正面臨一系列新的、革命性的突破。回顧過去，不少歐洲國家一度作為生命科學的搖籃而名垂青史，然而，遺憾的是，近30年來由于多種保守勢力的阻撓而與科學精神相背離，錯失了生物技術發展的難得機遇，成為轉基因研究與應用的最大阻力和最大輸家。”黃大昉說。

　　歐盟這種監管導致了轉基因作物種植及食品上市前的審批時間往往需要3年—10年，花費通常在1億—1.5億美元，極大增加了社會成本，延緩了技術應用，阻礙了中小科技公司的參與。

　　“此事反映了政治拖累科學，這也是歐盟科學界對歐盟轉基因政策的共識。”姜韜說，就這類背離科學的做法，對歐盟決策層批評最嚴厲的就是歐盟自己的科學家。

　　武漢金玉良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定富說，反對轉基因、質疑轉基因的國家和地區，在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的歷史大機遇面前不僅喪失了先機，而且落后了至少20多年。

　　英國廣播公司（BBC）引述英國洛桑研究所的作物遺傳學家奈杰爾·哈爾福德教授觀點認為，此后歐洲將失去農業生物技術的下一個20年，而歐洲本來已經落后一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