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科技發展的文化制約因素：“三重三輕”

　　 歷史經驗表明，任何一個技術創新活躍、經濟繁榮的時代，都有適宜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作為人文社會環境的支撐。一個國家產品的創新依賴于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依賴于科學創新，科學創新又與人的思想解放狀況和文明發展程度密切相關。本文就我國“重綜合輕分析，重人情輕規則，重實用輕求知”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及其對科技事業發展的影響進行分析。

　　重綜合輕分析

　　在科研活動中，可以依據理性知識或直覺感悟，通過微觀分解或整體綜合、定量分析或定性把握等方法認識事物。西方傾向于依據理性知識，用微觀分解的方法研究問題。愛因斯坦曾指出：“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2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希臘哲學家（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發明了形式邏輯體系，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從文藝復興開始，以分析方法為特征的分門別類的自然科學從包羅萬象的自然哲學中分化出來，并進一步將自然科學劃分為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將研究對象的各個部分及各種影響因素逐個隔離開來，分別進行追根問底的深入探究，如對物質的研究從分子到原子，再深入到原子核、基本粒子及其內部結構。分析方法對近代科學的建立和發展起了關鍵作用，伽利略的自由落體實驗就是利用分析方法的典范。他把實驗和數學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學研究方法程序：觀察現象—提出假設—邏輯推理—實驗檢驗—數學演繹—形成理論。

　　我國學者則傾向于從全局觀點進行綜合整體研究，雖然也認識到整體由部分組成，但往往只著眼于各部分之間的外部聯系及相互作用，很少分析其深刻內涵。以醫學為例，中醫傳統理論基于陰陽二氣之調和，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相生相克；西醫則以人體解剖為基礎，從器官到組織，再到細胞、細胞核、染色體、基因等等。綜合方法本身并無不妥，而且在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優越性，可以有效防止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現象的產生，問題在于如果只進行綜合而不加以深入分析，所得的只能是籠統的、推測性的結論而不是精確的結果，也不能形成精深的理論和體系。在曹沖和阿基米德之間，只有一步之遙，就是“抽象思維”和精益求精的分析精神。遺憾的是，眼下有部分研究工作仍停留在“曹沖稱象”的水平上。學術論文中普遍存在著大而化之的現象，很少被海外同行所引用。

　　重人情輕規則

　　中國社會有著影響深遠、源遠流長的“講人情”的傳統，可以說是中國的“文化基因”。在科研活動中，科研人員之間的互動交流是不可缺少的，中國的科研人員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在人際關系上，人際關系的潛規則往往高于規章制度的明規則。差序格局是人類學家費孝通提出的一個概念，用來和西方的團體格局相對比，反映了中國人辦事由親及疏的行為原則。因此，關系不僅指人與人之間的友好互助關系，更是一種辦事的方法和技巧，是為了達到一種利益上的考量而專門去建立的關系，是一種不守規矩、急功近利、投機取巧的思維方式和做事習慣。施一公和饒毅曾在“中國的科研文化”一文中指出：“做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系重要”，相當一部分人力、物力、財力從生產科學知識這種生產性努力轉移到通過不正當手段爭取更多的科研經費這種分配性的努力上。留美學者、哈佛大學物理系的尹希認為：“印度不論什么地方都比中國‘破’得多，然而它卻能吸引到在美國最頂尖的印度學者回去。印度學者愿意回國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們的工作受到重視，大家在一起的時間只討論學問，科學家不需要整天請人吃飯。”人際關系的問題應當引起我們深思。

　　重實用輕求知

　　我國傳統文化堅持經世致用的實用主義價值觀，往往強調“學以致用”而忽視“學以致知”，重“術”輕“學”，忽視、輕視乃至蔑視沒有實際用處的形而上的東西，缺乏“為思想而思想”“為科學而科學”的理念。法國科學家彭加勒說：“科學家并不是因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為他感到了樂趣，而他對大自然感到樂趣是因為它的美麗，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它就不值得認識”。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實用主義價值觀由此得到強化，并發揮了應有的積極作用，比如注重利用“市場換技術”的辦法，進而使“中國制造”聞名于世。實用主義價值觀與功利主義科學觀密切相關，功利主義科學觀以工具主義、技術主義為主要特征，科學被視為改善人類生活和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這樣的價值觀導致研究者在技術發明之后，往往止步于應用，而缺少追根問底的動力和求知、求真的精神，這是“中國創造”匱乏的重要原因之一。功利主義時常遮蔽了科學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甚至使科學淪為技術的附庸。我們應鼓勵純粹的出于興趣而不是功利實用的科學研究。

　　綜上，我國有必要大力改造不利于創新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祛除仍盤根錯節的封建專制文化（如：官本位文化、血親文化等）的影響，改變功利主義的科學觀，以營造一個寬松的、有利于創新的科研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