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海芍教授：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三思

　　2011年4月24日，胡錦濤總書記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講話中首次明確提出：高等教育是優秀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和思想文化創新的重要源泉。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必須大力推進文化傳承創新。此觀點與“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必須大力提升人才培養水平；必須大力增強科學研究能力；必須大力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一起并列提出，因而引發了國內對大學的第四使命“文化傳承創新”的關注。

　　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大學理念的每一次變遷和功能擴展都帶來了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和極大繁榮，也帶來了世界科學中心的轉移。1962年，日本學者湯淺光朝研究發現，從16世紀至20世紀，世界科學中心發生了5次大的變遷，即：意大利（1540年~1610年）、英國（1660年~1730年）、法國（1770年~1830年）、德國（1810年~1920年）、美國（1920年至今），轉移周期大約為80年，科學史界稱為“湯淺現象”。

　　從中不難發現，世界科學中心的轉移軌跡與大學的功能擴展及繁榮軌跡基本一致。

　　當歷史的車輪步入21世紀，在中國賦予大學的第四功能“文化傳承創新”，是否同樣會帶來中國高等教育強國的崛起和世界科學中心、文化中心的轉移？對中國而言，高等學校要適應新時期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新要求，就要履行好推進文化傳承創新的責任和使命，傳承和創新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學者張德祥認為，大學的文化傳承創新使命可以從兩個維度去理解，一是建設好大學自身的文化，即大學文化；另一個是大學對社會文化的繁榮與發展作出貢獻。可以稱之為大學的雙重文化使命。

　　既然要承擔起文化傳承創新的重要使命，那么大學首先要建設好自身的文化，成為優秀文化的代表、創新文化的策源地。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當前大學精神和文化卻面臨著十分嚴峻的挑戰。大學文化本應引領社會文化，現實反而是社會文化“綁架了”大學文化，大學文化日益庸俗化。

　　大學的使命決定了大學應該具有追求真理、崇尚學術、善于獨立思考與批判的精神氣質，大學文化應該是高雅脫俗、引領社會向前發展的。然而，現實卻是社會上的種種不良風氣已經嚴重侵蝕了大學文化，急功近利與浮躁之風不同程度地存在，學術不端和師德不良行為時有發生,學術江湖中的爭名奪利、大學校園中的官氣商氣等較為普遍。

　　學者眭一凡將“大學文化庸俗化現象”歸納為四大具體表現：其一, 官本位。即以官為本、唯官是重、唯官是奉、唯官是從、唯官是大，由此導致攀炎附勢、權學交易、俯首聽命等拜官主義價值取向, 使大學好似官僚體制的附庸而非學術機構。其二,市儈作風。唯利是圖、學商不分、急功近利、錢學交易，庸俗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和拜金主義橫行,本應莊嚴的學術殿堂漸呈浮躁的“學店”之象，甚至一些學者“把玩”學術于股掌之上。其三, 學術行為不良。學術誠信和科學精神出現危機。其四,犬儒現象。玩世不恭、庸俗之風已經侵入大學的機體，師生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行為習慣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影響和侵蝕。

　　大學精神的獨特本質是“求真育人”。大學是以探索、追求、捍衛、傳播真理和知識為目的, 繼而負有引導社會價值觀、規范社會行為之使命, 對人類素質提升、社會文明發展和進步具有不可替代之重大公共影響力、推動力的學術組織。德國哲人雅斯貝爾斯認為：大學是研究和傳授科學的殿堂, 是教育新人成長的世界, 是個體之間富有生命的交往, 是學術勃發的世界。

　　對理想的呼喚雖然必要，但制度的保障才能長遠。“制度”是“精神”與“物質（行為）”的轉換器。要想重塑大學高雅的文化品位，必須依靠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導。

　　過度濫用的量化考核與所謂的“科學管理”，以及落后的管理理念，最終導致大學忘記了自己最基本的使命——求真育人。其背后涉及的深層次理念則是如何看待學術職業者，如何考核作為學術職業者的大學教師。

　　我們知道，大學教師從事的是一種創造性的、復雜的專業活動，如何有效管理創造性人才和創造性活動的確是一個世界難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用簡單的“計件”、“計時”或“統一標準”、“一刀切”的方式去管理不同學科專業、多樣性的學術活動顯然只會抑制創造力。

　　在此方面，世界一流大學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以美國研究型大學終身教職的考核為例，有一套系統的理念、組織及制度設計。首先有一套嚴格的考核程序，一般包括校院系多層次、多群體的評估過程；其次，考核重程序嚴格、公正、透明，但考慮各學科的差異性不設立統一標準，而由各學科自行掌握；第三，非常重視同行評價，尤其是校外專家對申請人學術水平的匿名評審；最后，殘酷的“非升即走”的預備期制度“擠壓”出了一個專業素質、學術道德很高的教師群體，他們大多富有專業精神、誠信自律，終身以學術為志業，“無須揚鞭自奮蹄”。

　　相比之下，世界一流大學的教師考核制度更看重學術水平、更尊重學科差異，其還有一系列管理制度確保了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在高校中的中心地位，使教師潛心于教學科研。

　　事實上，大學作為圍繞高深知識進行活動的學術機構，一直通過教學、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進行著文化的傳承創新。但是，育人作為大學最基本的功能無疑是文化傳承創新的重要途徑。實踐證明，大學的育人效果不僅僅取決于課程學習，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大學文化的熏陶和浸染。調查顯示，大學生成長的影響因素中，大學文化等潛在課程影響非常大，高出正式課程收獲24.3%。因此，發揮大學的文化傳承創新功能，必須高度重視文化育人作用，不斷提高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全面推進素質教育。

　　首先，要努力提高大學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素質教育自覺。即大學要有強烈的文化使命感，深刻認知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和作用，自覺地承擔起傳承、創新、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歷史責任。同時，大學要自覺地將文化建設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著眼于培養高素質創新人才，而不是單純的“專業”人才。這對廣大教師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目前我國高校教師的主體是上世紀80、90年代的大學生，他們接受的主要是專才教育模式，要承擔文化傳承創新使命、加強文化育人，對教師的文化素養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

　　其次，要正真確立人才培養在大學里的中心地位，真正把育人作為第一要務。如果人才培養、本科生教育在大學里得不到重視，那么素質教育就更無從談起。因為與一些立竿見影、很容易出成效的工作相比，育人工作是一項周期長、見效慢的工作，素質教育、文化化人更是一項潤物細無聲、功到自然成的事業，決不能用世俗功利的標準進行評價和衡量。

　　第三，素質教育理念的真正落實必將涉及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等更深層次問題，包括樹立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更新課程體系與教育內容，轉變教學理念及方式方法等，最終還將觸及大學管理體制、組織制度的變革。

　　教育是一項面向未來的崇高事業，文化育人更是一項無法立竿見影、切忌急功近利的事業。作為大學，我們理應高瞻遠矚,著眼于國家未來10年、30年乃至50年的需要，擔當起富國強民、民族復興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