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戰二惡英，何處是突破口

　　一直以來，二惡英污染與垃圾焚燒到底關聯多大爭議不斷，有的出自官員之口，有的出自專家之口。綜合其言論，基本可用“比較論”、“比重論”和“減少論”來概括。

　　“比較論”的初級版本可戲稱為“烤肉論”。去年一位垃圾焚燒企業家曾說：“如果比較二惡英產生的量，那么烤肉產生的二惡英比垃圾焚燒高1000倍。”另一位垃圾問題專家也有過類似表示：“燒烤比薩同樣會產生二惡英。”

　　烤肉和烤比薩餅的二惡英排放的確值得科研部門研究，做得好的話，還有可能成為《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中二惡英排放清單工具包的重大補充。但是，這里可以先思考一下，這些活動的二惡英排放規模能和垃圾焚燒的排放進行比較嗎?汽車尾氣二惡英排放與垃圾焚燒排放的比較或許能說明這個問題。根據我國政府2007年公布的二惡英排放清單(2004年估算數據，至今還沒有更新)，全國機動車(包括四沖程、二沖程和柴油發動機，實際還包含其他一些交通工具)一年的總排放量為2.97克TEQ，而生活垃圾焚燒一年的排放為338克TEQ，二者相差100多倍。如果燒烤的二惡英排放量能達到機動車的排放量，再將之與“現代化”垃圾焚燒廠進行比較都不遲。

　　“比較論”的一個升級版是垃圾填埋場和垃圾焚燒廠的比較。一些政府官員和專家曾公開表示，相比填埋場，焚燒廠排放的二惡英更少。不燒垃圾怎么會產生二惡英?原來他們強調的是那些“不達標”的填埋場，那里的垃圾因“露天焚燒”和“自燃”也會產生不少二惡英。除了關注焚燒廠的二惡英問題外，環保部門還要向不達標的填埋場宣戰。

　　“比較論”的終極版是“二惡英凈產出計算”。一位專家援引歐洲的研究數據說， “垃圾焚燒后的二惡英，要比生活垃圾焚燒前所含有的二惡英少90%。”這種論點沒錯，但也要看具體條件。如果在德國或日本，社會監管嚴格，不惜一切代價控制排放，爐子可以讓人很放心，完全有可能成為二惡英空氣排放的凈減少設施。但在中國，焚燒爐如果連國家標準都達不到，又怎么會減少二惡英?2009年，中科院科學家就對國內19座焚燒爐的空氣排放進行過研究，結果表明，有13座達不到歐盟0.1納克TEQ每立方米的標準，有3座甚至超出我國的1納克TEQ每立方米的標準。歐洲、日本的理想狀態和中國的實際問題難以輕易畫上等號。

　　“垃圾焚燒二惡英排放只占中國總體排放的3.3%”，這是一位政府官員反復強調的“比重論”的數字依據。表面上是希望社會各界把注意力放在比重大的一些污染排放源上，背后則隱含“污染保護”的邏輯：污染源重視與否應根據該源占總污染的比例來確定。既然如此，又該如何衡量一個污染源的主次問題呢?

　　2007年公布的《<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國家實施計劃》中，中央政府明確了一批“優先控制的二惡英重點排放源”(簡稱“重點行業”)，而生活垃圾焚燒便位列其中，和其余行業共同構成總排放量的61.9%。只要留心一下這個重點行業的名單，就會發現比垃圾焚燒行業排放比重小的還有不少，比如危險廢物焚燒、焚燒危險廢物的水泥窯、造紙行業、火化機等。因此，從中國履行國際公約的莊嚴承諾看，污染權重并不是衡量某一污染源是否應得到重視的標準，用3.3%這個數字來淡化人們對垃圾焚燒污染的關注沒有任何意義。

　　如果現實中比重大的污染源被率先管起來了，那樣比重小的被“豁免”也有其價值。但事實并非如此。以醫療垃圾焚燒為例，2009年中科院科學家公布的一項研究顯示：14座國內醫療垃圾焚燒廠中有5座連國家標準0.5納克TEQ每立方米都達不到，只有2座能達到歐盟0.1納克TEQ每立方米的水平。

　　為什么比重很小的行業也會進入《國家實施計劃》的“重點行業”名單?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具有較大增長趨勢”。而在《國家實施計劃》中，垃圾焚燒行業就被確定屬于這種情況。這可能是一些專家不同意的，他們中的一位曾在《中國建設報》上撰文稱“有人認為，我國生活垃圾處理焚燒廠快速發展，推斷二惡英排放量顯著增加，這種看法顯然是武斷的”。

　　其實，武斷的恰恰是專家自己。2009年，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和中國市政工程中南設計研究院的三位專家根據最新研究出來的二惡英排放因子和政府統計數據，估算出2007年全國生活垃圾焚燒廠的二惡英總排放量為608.36克TEQ。這一結果顯示，三年間中國垃圾焚燒廠二惡英排放增長已近一倍。直至今日，三年又快過去，現在中國的垃圾焚燒廠究竟排出了多少二惡英呢?平息不必要爭論的最好辦法應該是政府的有關部門及時更新中國二惡英排放數據，讓人們充分了解我國二惡英污染的現狀。

　　垃圾焚燒的確不是二惡英的唯一排放源，但既然這個行業聚集了這么多人的關心，那正好是開創二惡英污染全面防控的好契機。在國家列明的“重點行業”中，哪塊骨頭其實都難啃，倒不如從大家都熟悉而又都想啃的那塊開始。所以，政府部門和一些專家應該樂見，而不是消解社會各界“向二惡英污染宣戰”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