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外國語學校“毒地”調查結果日前公布,學校周邊“常隆地塊”在土壤修復中存在的問題暴露出來。近年來,從廣東、湖南等地發現“毒大米”,到江蘇常州“毒地”,我國土壤污染帶來的危害性不斷升級。專家指出,隨著越來越多化工企業退出市中心,今后將有大量原化工用地改建為住宅、商業用地,再加上全國各地為數眾多的化工園區,潛在土壤污染擴散風險巨大,土壤修復產業亟待規范,需要扶持相關產業標準化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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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土壤污染問題頻頻在各地出現。天津市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鄭先強告訴記者,長期以來,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相對粗放,污染物排放總量居高不下,部分地區土壤污染問題嚴重,并且正在對污染土地上的居民生產、生活安全造成嚴重的危害。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土壤污染與控制研究室主任谷慶寶在不久前舉行的2016中國環保產業高峰論壇上表示,2016年和2013年進行的全國污染狀況調查的結果顯示,目前全國土壤污染總超標率為16.1%,耕地點位超標率為19.4%,重污染企業及周邊土壤超標點位為36.3%,固體廢物集中處理處置土壤超標點位為21.3%,土壤鎘超標率為7%。“整體形勢不容樂觀。”谷慶寶說道。
更讓專家們擔心的是,江蘇常州“毒地”很可能只是開始,在國內眾多城市的老工業區改造及城鎮化推進過程中,不少化工廠正從城市中心地帶退出,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學校、醫院、商城等民用設施。一旦這些原有化工土地上存在土壤污染問題,且處理不徹底,就將在后續的民用設施中擴散,并且形成巨大的污染風險,亟須警惕。
今年5月,《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正式印發實施,這讓土壤污染處理有章可循,也讓土壤污染修復行業看到了希望。
鄭先強判斷,隨著“史上最嚴”的環保法實施,全國水土污染防治的“水十條”、“土十條”應運而生,國家將全面實施水土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據環保部規劃院測算,預計“十三五”期間環保投入將增加到每年2萬億元左右,社會環保總投資有望超過17萬億元,將助推經濟轉型升級和持續發展。
江蘇省環保產業技術研究院發布的報告稱,土壤修復產業具有一定周期,修復資金占GDP的比重也遵循相同的規律,即先低后高然后再回落。從2014年至2020年,國內土壤修復市場規模可達6856億元。巨大的市場吸引了眾多新進入者,2015年,從事土壤修復業務的企業數量增長至900家以上,同比實現翻番。
目前,我國從事環境修復的企業大致包含四類:與環保相關的科研院所及高校、國內專業的環境修復工程公司、在全球市場上已有深厚技術經驗積累的外資企業以及大型的工業集團的下屬企業。
中交天航環保工程有限公司是國內較早涉足土壤污染修復治理的國有企業。該公司總經理、黨委書記謝衛東表示,他們在處理中新天津生態城污染30多年水庫底泥經驗基礎上,已對江蘇如東、天津武清等地化工污染遺留土壤開展無害化處理,從實踐看,技術手段國產化已不存在太大障礙。
據中交天航環保工程有限公司總工程師胡保安介紹,目前對土壤污染修復主要有三種方法:針對重金屬污染的土壤淋洗技術,針對復合污染的固化凝華技術,以及針對揮發有機物污染的熱解處理。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國土壤修復產業發展并不完善。胡保安告訴記者,首先是目前國內土壤修復的準入門檻較低,水平參差不齊,缺少針對性和專業性的行業資質認定。目前在國內開展土壤修復工程的資質要求是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總承包資質。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員周靜也表示,在污染物治理項目管理機制上,我國還沒有明確的資質和技術標準方面的相關規定,使得各地在環保項目招投標方面遭遇不少難題。
另一方面,行業主要由政府主導,市場化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鄭先強指出,在土壤修復領域政策、法律、商業模式仍缺位的狀態下,我國土壤修復市場的商業模式尚不完全清晰,還是以工程和咨詢為主,土壤修復產業融資渠道較為單一,很大程度上將依賴于政府投資驅動。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經濟增速放緩,財稅收入面臨放緩壓力,土壤修復的政府資金落實問題難言樂觀。
在行業努力下,目前國內土壤修復的大部分設備已實現了國產化,技術瓶頸逐漸被打破。專家們認為,當前關鍵是找到一種市場化的商業模式,實現治理與收益權合一,從而使土壤污染修復行業進入常態發展的正軌上來。
周靜、鄭先強等建議,國家應盡快制定環保治理行業標準,建立定價體系,使土壤修復產業進入常態化發展的軌道。尤其是通過第三方治理等手段,對污染治理標的進行合理評估,避免將風險都轉嫁到治污企業身上。
專家稱,長期看,土壤修復在商業模式上應納入更大范疇的生態環境修復中,其經濟效益必須由其他環保和公用事業項目打包補貼。在這種條件下,以大資金、全領域、全技術、全國布局為特征的綜合環境修復行業龍頭有望嶄露頭角,利于承接體量大、難度高的重點項目,從而為土壤污染治理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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