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植物園體系到底該怎么建？

最近，北京、廣州一南一北兩座國家植物園的設立，引發了業內及社會上關于國家植物園應該建在哪、怎么建的種種討論。中科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原主任、研究員陳進從自身工作實踐出發，認為國家植物園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應是 “植物多樣性保護”，主要實現手段是就地保護與遷地保護相結合。

中國的本土植物種類3.6萬種以上，同時國土面積幅員遼闊，覆蓋從熱帶到亞熱帶、溫帶、寒溫帶等多個氣候帶。在這一背景下，為更好地保護中國的生物多樣性，僅僅有兩座國家植物園恐怕是不夠的，構建一個能夠與國家公園體系相互補充的國家植物園體系，是題中應有之義。

撰文 | 陳進（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原主任、研究員）

責編 | 錢煒

據中國政府網6月6日消息，國務院日前批復同意在廣東省廣州市設立華南國家植物園。而在4月18日，位于北京的國家植物園已正式揭牌。一南一北兩座國家植物園相繼設立，標志著我國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進入實質性推進階段。
與此同時, 社會上對為何要建設國家植物園體系、如何建設國家植物園及國家植物園體系出現了不少討論甚至爭論。現結合本人三十余年在植物園工作的實踐, 對我國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談一點自己的思考。
 

1、國家植物園的功能定位是什么？

國內外學界和社會對植物園的功能定位一直存在爭議。多個專業的學術期刊如Trends in Plant Science（2009, Vol. 14）、《生物多樣性》（2017, 第9 期）、Plant Diversity（2017, Vol. 39）等，都曾組織專題文章就植物園的使命與功能展開討論。造成人們對植物園的功能定位認識產生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從現代植物園500余年的發展來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植物園的中心工作和功能定位發生了很多的變化[1,2]。國際上早期的植物園多以收集藥用植物為主，或為大學教學提供植物材料；18、19世紀, 伴隨歐洲殖民擴張，植物園的主要功能是收集、保存從他國引種到歐洲的各種植物，并開展引種馴化和開發利用研究；20世紀上半葉，植物園成為世界分類學與植物學相關多個分支學科的研究中心；直至20世紀80年代，生物多樣性的概念被首次提出，世界范圍內植物園的主要工作才逐步轉移到植物多樣性保護上來 [1,3]。另一方面, 植物園本身具有多樣性，因其規模、建園歷史、資源及地理位置各不相同，其工作重心亦可能存在諸多差異。
關于植物園的功能定位，國內學界也存在幾種不同的觀點。一個觀點認為，植物園是經濟發展后供人們享樂的產品，強調植物園要建得漂亮，要服務于城市市民的休閑活動；第二種觀點認為，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要注重資源的開發利用，植物園應成為替國家尋找挖掘有用資源的重要機構；另一種觀點則是，中國是生物多樣性的大國，應當從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角度來發揮植物園的作用。
以筆者之見，當今時代的植物園，特別是一些大型、綜合性的植物園，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是 “植物多樣性保護”，并通過實現就地保護與遷地保護相結合的方式，開展綜合保護。當然，不同的植物園可以根據自身的特點，重點在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發揮作用，不應苛求千篇一律。
植物園的保護工作有別于其他機構，它能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包括: 參與 “就地保護” 的監測管理與研究 [4]，對珍稀瀕危植物開展遷地保護、回歸和野外種群重建 [5]，為生態修復提供材料、技術支持，以及開展多層面、多形式的保護教育與環境教育等，以實現植物多樣性保護的目標。
就地保護與遷地保護相結合的方式是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主要手段 [6]。就地保護即對野生生物的原生境開展保護，它可以涵蓋保護地中的多個物種、生態過程和生態服務功能以及生物的演化變異能力。遷地保護則可以有針對性地對一些瀕危物種開展搶救性保護，針對一些現有保護區范圍仍未能覆蓋的受威脅物種，以及由于全球變化需要人工輔助遷移的物種開展重點保護；遷地保護還包括對瀕危物種開展回歸引種和野外種群重建工作。同樣重要的是，將珍稀瀕危物種引種到植物園等場地開展繁殖、物候觀察、抗逆性和病蟲害及資源可持續開發利用研究，將極大地提高人們對這些物種的認知水平，對它們的綜合保護亦至關重要。
遷地保護對植物園的科研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這是因為，遷地保護并非是在園區栽種一種植物, 也不是簡單地對所有的野生植物實行遷地保存。未來的國家植物園，應當擁有一批高水平專業人才，在保護生物學理論的指導下，科學有效地展開有針對性的保護。
國家植物園應代表一個國家植物遷地保護的最高水平，承擔履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國家任務和職能；針對所在地區主要氣候帶乃至世界范圍內相似氣候條件下的植物開展系統的遷地保護與有針對性的回歸引種、野生種群恢復重建，系統性地開展生態文明與環境教育，綜合實力與國際影響力應位居世界植物園（樹木園）前列。國家植物園應該傳承植物園建設發展歷史上積累的科學內涵、藝術外貌和文化底蘊。
 

2、國家植物園體系

當下，我國共有約200多家植物園，分屬于不同的主管部門。在這種情況下，植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呈現出條塊化分割狀態。
為改變這一局面，9年前，中國科學院牽頭發起了中國植物園聯盟，后來改名為中國植物園聯合保護計劃，現包括122家成員單位。這個保護計劃旨在響應國家號召，打破行政藩籬，通過培訓和推廣關鍵技術等一些措施，普及科學理念，讓資金、人員、信息流動起來，以中科院為龍頭，帶動提升國內植物園的保護水平。 
中國是生物多樣性大國，本土植物種類3.6萬種以上，同時國土面積幅員遼闊，覆蓋從熱帶到亞熱帶、溫帶、寒溫帶等多個氣候帶。業內也在一直討論，如何利用我國的制度優勢，更好更系統地來保護植物多樣性。構建一個能夠與國家公園體系相互補充的國家植物園體系，是題中之義。
2021年10月1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發表主旨講話時指出：“本著統籌就地保護與遷地保護相結合的原則，啟動北京、廣州等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
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是一個新鮮事物, 國際上可以參照的案例并不多。一些發達國家如歐洲，本國的植物種類相對較少，拯救本國植物免遭滅絕的任務并不繁重。可供借鑒的案例如南非，在全國不同地區建立了包括13個植物園（包括1個動物園）的國家植物園網絡體系, 統一受南非國立生物多樣性研究所（South African National Biodiversity Institute）領導，執行統 一的標準，有針對性地在全國開展植物遷地保護工作；同時與南非的保護地體系相互補充并形成有效的合作機制。
國家植物園體系是指由國家批準設立, 由若干國家植物園和區域性綜合植物園組成的、覆蓋全國主要氣候帶與生態系統類型的遷地保護研究網絡和生態文明教育基地, 支撐國家的生態文明發展。
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是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 需要加強組織領導與頂層設計, 需要堅持 標準、試點先行, 逐步推廣與完善。
其一，應把強化組織管理與支持地區發展統一起來。我國現有的植物園分別隸屬于科技、教育、園林與城市建設、林業、醫藥等多個系統，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要強化組織管理, 需在堅持原有隸屬關系不變和“主建”的前提下，強化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等的行業管理作用；因建設過程中需要大量資金，提倡地方政府或所在城市給予一定的資金及政策支持, 植物園發展的同時也可直接為所在地區的生態旅游、生物產業發展和就地保護提供支撐。
其二，應組建以國內外頂級保護生物學家、植物園管理專家組成的科學委員會, 對國家植物園建設進行指導。科學委員會負責審議體系的頂層設置、技術規程規范和質量評估, 以確保體系建設沿 著健康軌道發展。
眼下，國家林草局正在組織相關機構與專家起草關于國家植物園的申請規范與考核標準，筆者也參與其中。今后，對于國家植物園的準入門檻、國家植物園的建設標準等，都將作出有約束力的規定。
其三，堅持質量第一、試點先行，樹立標桿。在現階段，全國植物園都應積極關注和參與北京、廣州兩地的國家植物園試點建設。一些戰略地位突出、基礎較好的植物園, 如西雙版納、上海、武漢等，也應積極爭取各方面支持，創造條件，盡早納入國家植物園試點建設。同時，積極推動在一些戰略性關鍵地區，如青藏高原、廣大西部腹地、熱帶海島等特殊生態區，開展植物園或遷地保護設施的籌劃建設工作 [3,7]。 植物園事業迎來了從未有過的發展機遇，同時也呼喚創新的工作方案。中國植物園應積極探索在變化的世界中更好地發揮自己的作用。一方面，從人類已經擁有的技術來看，我們可以實現植物物種的零滅絕 [8]；另一方面, 世界范圍內植物受威脅仍然很嚴重。據最新的由60多個研究機構500多位科研人員對全球58,497個樹種的評估，有30%的樹種仍然處于受威脅狀態，有142種已經在野外滅絕 [9]。
中國植物園未來應對 “新保護方式”（the new conservation）作積極探索，構建全域的、更加整合的保護體系，將就地保護、 遷地保護、近地保護、生態系統修復等多個手段綜合起來，匯集所在地區各種保護力量，包括國家公園和保護區、地方政府、企業、民間組織和廣大民眾, 協調區域整體保護。植物園應該開展大量的專業性的保護教育和生態文明教育，發起保護與教育相關的公民科學項目，吸引廣大民眾參與保護，為實現全社會生產生活方式變革作出重要貢獻。植物園應加強植物對氣候變化適應性的系統研究，通過遍布全國不同氣候類型的植物園開展聯合研究，為未來生態系統應對氣候變化提供創新方案。植物園同時應為支撐國家綠色 “一帶一路” 建設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支撐，在時機成熟時，可以走出國門，幫助 “一帶一路” 國家提高生物多樣性保護能力和環境教育事業。國家植物園和國家植物園體建設無疑會對我國植物園擔當新使命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

（原文發表于2022年第1期《生物多樣性》，有刪改）

參考文獻：

1，Heywood VH (2017a) The future of plant conservation and the role of botanic gardens.Plant Diversity,39,309?313.

2，Huang HW (2018) “Science, art and responsibility”: The scientific and social function changes of a 500-year history of botanical gardens. II. Intension of sciences. Biodiversity Science, 26, 304?31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黃宏文(2018)“藝術的外貌、科學的內涵、使命的擔當”——植物園500年來的科研與社會功能變遷(二): 科學的內涵. 生物多樣性, 26, 304?314.]

3，Xu ZF (2017) Botanical gardens’ challenge—correspondence with Academician De-Yuan Hong’s “Three ‘What’: Mission of a botanic garden”. Biodiversity Science, 25, 918?92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許再富 (2017) 植物園的挑戰——對洪德元院士的“三個‘哪些’: 植物園的使命”一 文的解讀. 生物多樣性, 25, 918?923.]

4，Chen J, Corlett RT, Cannon CH (2017) The role of botanic gardens in in situ conservation. In: Plant Conservation Science & Pra,tice (The Role of Botanic Gardens) (eds. Blackmore S, Oldfield 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5，Ren H (2017) The role of botanical gardens in reintroduction of plants. Biodiversity Science, 25, 945?95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任海(2017)植物園與植物回歸.生物多樣性,25,945?950.]

6，Heywood VH (2017b) Plant conservation in the Anthropocene—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s. Plant Diversity,39,314?330.

7，Jiao Y,Shao YY,Liao JP,Huang HW,Hu HB,Zhang QF,Ren H,Chen J (2019) Status and Future Strategies of Chinese Botanical Gardens.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34,1351?1358.(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焦陽,邵云云,廖景平,黃宏文,胡華斌,張全發,任海,陳進(2019)中國植物園現狀及未來發展策略.中國科學院院刊,34,1351?1358.]

8，Chen J, Corlett RT(2019)The Xishuangbanna Declaration on Plant Conservation.Biodiversity Science, 27,114?115.(in Chinese and in English)[陳進, Corlett RT(2019)西雙版納宣言.生物多樣性,27,114?115.]

9，BGCI(2021)State of the World’s Trees.BGCI,Richmond,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