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一流”也難逃的話題，究竟誰來解決

和高校心理咨詢師約采訪，有點兒像和藝人約檔期。

“本周的時段已滿。”“只能談20分鐘，可否？”“抱歉，能否再延后一小時？”連線時，耳邊傳來的公交車到站聲、同事催促聲，提醒你他們的忙碌是真實的。

據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統計，18至25歲人群心理健康指數均低于其他年齡段。世界衛生組織曾指出，約四分之一的中國大學生承認有過抑郁癥狀。大學生心理疾病患病率呈現逐年上升趨勢，也使得高校咨詢師身上的擔子越來越重。

每年5月25日是全國大中學生心理健康節。關愛學生心理健康的背后，又該如何關愛這個“護心之心”群體？

保密與上報：角色的分裂

送走一位因自我認知迷惘而產生自殺念頭的女生，輔導員、學院副書記第一時間趕到了心理咨詢中心（簡稱中心）。“通知家長，最好能勸學生休學或退學，至少要把免責書簽了。”副書記交代道。

某“雙一流”高校心理咨詢中心咨詢師蘇霞（化名）聽后，心里一涼，“其實還沒有到休學、退學的地步，回到家，親戚、朋友紛紛來問反而不利于治療，在校更有利于恢復”。

“那你能保證她在校不出問題嗎？”

“誰都無法保證，哪怕是一個健康人。”

在咨詢師眼中，自殺是一個概率事件，就像普通人會生病一樣。而從行政視角看，出現學生自殺事件是一種失職行為，要層層追責，甚至一些高校首先要問責中心。

心理咨詢要遵守基本的保密原則，可也有例外的情況—— 一旦咨詢者有強烈的自殺念頭或最近兩周有自殺行為，必須突破保密原則上報校方。

《2020中國大學生健康調查報告》顯示，大學生心理困擾主要來自學業壓力、人際關系、性格、就業規劃、戀愛、家庭關系。這些都是蘇霞經常面對的咨詢問題。

蘇霞剛入行時曾遇到一個因學業壓力抑郁的案例。男生苦苦哀求她千萬不要告訴學校、家長，蘇霞有些被打動。“不同于上一代人羞于啟齒，‘00后’學生更愿意借助心理咨詢解決自身問題。交談時，我感到了他對我的信任。”

蘇霞當時和他達成一個“君子協定”，并讓他簽下了承諾書：一周內不要尋求自殺，如果想自殺，一定要聯系她。

第一周男生遵守了約定。第二周蘇霞接著做工作，男生終于松動了，同意轉介（轉心理門診）并告知學校、家長。盡管因及時救治男生病情得到緩解，但離開時他留下了一句話，“老師，我再也不相信你了”。這讓蘇霞心里一震，仿佛被利劍擊穿了心底。從此，咨詢一開始，她都會用紅筆畫出保密例外原則，提醒來訪者。

無法達成共識一度讓蘇霞很苦惱。一旦發現有“問題”的學生，最緊張的是輔導員、副書記，他們是學院層面的“第一責任人”，學生出事他們大至追責處分，小至影響評優，因此時常會來中心打聽。他們最經常說的一句話是，“都是為了孩子好，有什么不能透露的”，卻忽略了心理咨詢師還要遵循保密原則，一旦無法獲得來訪者信任，咨詢師就喪失了積極影響對方的能力。

家長接到學校通知趕到學校時，往往也不甚理解，開口的第一句話通常是“我的孩子沒有問題”。部分精神科醫生還會這樣對患者說，“心理咨詢還不如吃藥管用，別浪費時間了”。

學院后來給了前述這名產生自殺念頭的女生三個建議：休學、退學、陪讀+簽免責承諾書。陪讀一般至少半年，家長無法長時間陪伴，只能給孩子辦了休學。

于是，咨詢中心給外界留下了一個簡單印象——走進中心，學生的秘密很快會傳到學校、家長的耳朵里，很快學生本人也要離開學校了。正是這一簡單印象，阻擋了很多真正需要救治的學生跨入心理咨詢室的大門。

與社會上的心理咨詢不太一樣，高校心理咨詢學工化的傾向，讓包括蘇霞在內的高校心理咨詢師頗感無奈。高校的心理咨詢中心或歸學生工作部管理，或歸心理學院管理。一些高校的學工部副部長兼任心理咨詢中心主任，心理咨詢師兼任班主任或輔導員。

蘇霞就曾擔任過班主任，那幾年，她生日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全班平平安安，一個都不能少。“班主任、輔導員處理的是學生和學校要求不一致的情況，而專職咨詢師則要從來訪者立場出發，依賴于來訪者自身動力解決問題。這樣的角色分裂讓人無所適從，導致很多咨訪關系維持不下去。”

并非高薪職業，上升通道止于副高

去年年底，隨著電視劇《女心理師》熱播，很多觀眾借此了解了心理咨詢師這個職業。但某地方高校心理咨詢中心咨詢師張苓（化名）說，租住別墅、上電臺、成網紅咨詢師……現實中像主角那樣光鮮的咨詢師其實非常少。

10年前她想入行時，導師當面諄諄告誡：“干這一行，將來有可能養活不了自己。你可考慮好了？”這句善意的忠告讓她糾結了很久，好幾年都把心理咨詢當雷區，堅決不踏進去。

社會上的心理咨詢師，每小時費用從300至4000元不等。而高校心理咨詢是免費的，有的學校雖然規定學生前8次免費，但8次之后，依然可以再申請免費咨詢。而且，高校咨詢師往往滿負荷運轉，根本沒有精力去做校外兼職。

咨詢師的高收費并非沒有理由。像張苓這樣對咨詢水平有一定追求的人，總感覺經濟上“捉襟見肘”。

心理學是一個學無止境的學科，包括精神動力學派、行為主義學派、認知主義學派、人本主義與存在主義學派四大主要流派，此外，還有眾多分支。每名咨詢師精通的只是一個“小角落”，想要不斷精進，培訓、督導、個人體驗等都不可或缺。每一筆都是不小的開銷。

入行10多年，張苓渴望接觸更高端的治療方法，她心一橫，報了每次收費1400元、700元不等的個人體驗，以及每次800元的督導。再加上交通、住宿等開銷，滿打滿算接近10萬元。這部分用于個人提高的費用純屬自費，一年的工資絕大部分用在這里了。

大多數高校僅能報銷培訓費用、團體督導等費用，“人均不過幾千元”，這與張苓及同事們1萬到2萬元的期待值相差較遠。學校很難理解，每個部門都有培訓需求，為什么心理咨詢中心培訓課要這么多？

和較低的收支比相比較，更讓他們感到絕望的是上升通道。

據2018年發布的《高等學校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專職教師要按照師生比不低于1：4000配備，每校至少配備2名。

然而，這一數字遠遠不能滿足實際需求。中心由專職咨詢師和兼職咨詢師組成。一所高校的專職咨詢師超過5人已算是“陣容強大”。兼職隊伍中，有心理學系教師、專碩，也有社會上的咨詢師。校園案例多，申請注冊心理師有咨詢時長要求，也會吸引部分社會上的咨詢師加入。

“你會發現身邊的同事換了一撥又一撥，但多年過去，你還在那里，什么都沒有變化。”張苓說，產生職業倦怠的同行不在少數，有的選擇“躺平”，有的還在苦苦掙扎。

有感于工作中的挑戰，2021年，華中科技大學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章勁元訪談了34位高校心理咨詢中心主任，出版了《護心之心》。“相較于20萬大軍的輔導員隊伍，這個9000人的群體實在是太小了，小到它并沒有單獨的心理咨詢師職稱評聘序列。國內高校評上正高的咨詢師少之又少，大部分人的職稱止于副高。”

一些高校的咨詢師走的是輔導員的思政序列，一些則是學院教師序列。“尤其是后者，對咨詢師來說更難。咨詢師的強項是實踐，并不是寫論文。用一把尺子衡量，我們基本上沒有優勢。”章勁元對此很無奈。

考博是稍年輕的咨詢師能抓住的一根稻草。張苓在工作之初就有考博的打算，可稍微“不果斷”就錯過了——工作之初，她希望先干兩年不留話柄；兩年過去，領導建議她考本校，可本校沒有她想要報考的方向；又過了兩年，比她資歷更深的同事要考博，領導讓她等等；再之后，成家、生娃，理想在生活瑣事中遠去。

一些資歷深的咨詢師則選擇了離開原崗位，到社會上做咨詢。據章勁元介紹，他們中有北大心理咨詢中心原副主任徐凱文、清華心理咨詢中心原咨詢師李松蔚，以及他的幾位湖北同行等。

網暴、抑郁……職業風險比想象高

這并不是一個坐在辦公室輕松談話的職業。

《女心理師》中，女主角賀頓因維護導師被網暴、被誤會曝光了來訪者信息遭襲擊，以及來訪者愛上咨詢師……這些的確發生在現實的咨訪關系中。

“有人在群里實名舉報你。”中部某高校心理咨詢中心咨詢師李淼（化名）聽同事這么說，緊急查看某咨詢群。原來是一名已經畢業的學生，突然在群里對他發起攻擊。“第一感覺挺扎心。”李淼直言。后經查證，原來是這名畢業生的妄想癥復發了。

李淼曾在這名學生發病期最關鍵的時候，將她轉介到了醫院，讓她從比較糟糕的狀態過渡到平穩狀態。“她在最困難時記住的是我，所以復發的時候，她想起的還是我，我反而成為了受害方。”

像這樣畢業后還聯系的來訪者有不少，他們的開場白很相似，“李老師，你最近在干什么”“我最近很好，謝謝您的幫助”。對此，李淼一般和他們小聊幾句，如他們有咨詢需求，則會告知學校工作已飽和，不接社會個案，提供轉介信息后就把他們的聯系方式刪掉。

“一項國外的統計表明，大約每5名心理咨詢師中，就有1人被至少1名來訪者攻擊，甚至發生流血事件。雖然大學生素質相對較高，但我們還是要有防范的意識。”李淼有一絲后怕。

在一個私密空間，分享心靈秘密，咨詢師甚至可能比來訪者的男/女朋友更貼心。尤其是“成年早期移情的概率要遠大于中老年人”，相比社會咨詢，愛上咨詢師的事情在高校中更容易發生。一些新手咨詢師由于定力不足，更易被來訪者“反移情”，與對方產生戀愛關系。曾有來訪者向李淼的同事表白，后來這名同事的咨詢工作被暫停，最終調離本單位。

學生愛上高校咨詢師，并不像處理“師生戀”這么簡單。從職業倫理上，心理學界禁止咨詢師與來訪者產生戀愛關系，因為有可能導致來訪者因愛而不得，產生自殺等過激行為。咨詢師與來訪者談戀愛將成為職業上的污點，重則還會被吊銷執照。

由于處理大量的危機干預事件，張苓的老師患上了抑郁癥，不得不停下手頭工作。張苓有陣子頻繁接觸失眠案例，來訪者說的那些話總是縈繞在耳邊，搞得她自己也失眠了。

長期接觸學生，充當心靈“垃圾桶”，咨詢師是患上心理病的高危人群。章勁元告訴《中國科學報》，咨詢師需要一個合理的求助途徑，督導便是重要一環，督導師既能幫助咨詢師成長，也能幫助他處理一些棘手的問題。比如遇到學生愛上咨詢師，可向督導尋求專業的處理意見。

然而，督導在高校中的受重視程度不同，有的高校可以做到兩周一次的團體督導，而有的高校則沒有配備督導，因為他們不理解督導對于咨詢師意味著什么。在他們看來，有了培訓為什么還要督導？但沒有了督導，會讓咨詢師失去心靈的保護盾。

尊重專業性，要給咨詢師做“減法”

從2006年到2020年，在將近15年的時間里，南京師范大學心理健康教育咨詢中心原主任曹加平感覺自己特別像中心的秘書，承擔了大量的行政事務工作，包括承擔會務工作、給領導寫講演稿、安排日程、寫新聞稿、準備上級檢查材料等，這些牽扯了他至少一大半的精力。不想這么痛苦，他干脆辭掉了主任的工作。

蘇霞在課上講授“時間管理”，可是課后“我自己的時間管理一點也不理想”，一周要接待大約20個咨詢，給大一新生上心理健康課，講座、心理測評、行政工作，家里有兩個娃需要照顧，周末兩天各6小時的督導……唯有每天上下班的半小時是屬于她自己的學習時光，還得一邊走一邊聽課。“要學習，不學習不足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心理疾病，也無法上升為研究，甚至無法處理好自己內心的困頓。”

如何化解高校心理咨詢師的困境？

章勁元建議，要給咨詢師更多理解與關愛。隨著快節奏生活的到來，要正視心理疾病越來越多的事實。“校領導、家長、精神科醫生要形成共識，了解常識和發展趨勢，不要相互責難、推脫責任。”

尤其是面對職業風險，華東政法大學朱虹曾撰文建議，工傷法律的頂層設計應適應社會新型職業的特定風險，將心理健康納入工傷覆蓋范圍，“職業病的范圍不僅僅是生理疾病”。

在《護心之心》一書中，復旦大學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原主任劉明波指出，“在不遠的將來，有關高校心理咨詢師的發展問題會愈加凸顯，急需突破性的改革方案來應對”。

他希望高校心理咨詢師有一套專門的職稱職務評聘體系，形成專業化發展的路徑體系；在心理中心設立行政事務專崗，最大程度上讓專業人員做專業的事情；心理中心主任及內部各業務崗位實行任期制，讓人員在多崗位綜合鍛煉；建立與心理學或相關學科的協同機制，搭建資深咨詢師發揮專業輻射作用的平臺。

“心理咨詢職業的獨立性和專業性要被充分認識，要警惕輔導員和心理咨詢師同化的傾向。要讓每支隊伍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大力發展專業性，這一點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山東大學（青島）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主任李娟在《護心之心》中特別提到。

不過，也得注意不要矯枉過正。李淼正在考慮給輔導員開培訓課程，但凡學生有點問題，輔導員就一股腦兒地往中心送，導致中心超負荷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