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發表SCI論文越多，通常科研能力越差！

　　多年來，我評閱了上百部博士學位論文，也參加了上百次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會，我和不少老師有一個共同的深刻感受：在攻讀博士期間，發表了多篇SCI論文的博士生，在科研基本功、創新能力等方面，通常不如僅滿足“論文達標”要求的博士生。

　　這是為什么呢？

　　我們知道，做科研需要深度思考謀求解決之道，這通常需要大量時間；好不容易路子想通了，建模型、做試驗、分析總結，也需要時間；把結果整理成學術論文，特別是英文SCI論文，撰寫、修改、投稿，還需要時間。

　　任何一個博士生，用于撰寫學術論文的時間多了，則用于科研攻關過程的時間就少了。

　　可想而知，諸多這樣的學術論文不是“雞肋”才怪。我看了TA們發表的學術論文，認為其大致可分類為：“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型、“換湯不換藥”型、“包裝忽悠”型、“克隆跟風”型、“借雞下蛋”型，可與“鳥屎+石墨烯”型相“媲美”，皆為跟風矣。

　　有人說：“量變可引起質變”，即論文寫多了，科研質量會隨之提升。確實，論文寫的越多，在寫作技巧（如表述嚴謹性、邏輯結構清晰性、前后一致性）方面會有所提升，但若說能顯著提升質量則過于牽強。

　　質量主要由論文“硬核”決定，雖然好的表達可提高易讀性，但“硬核”的價值不會改變。從非線性科學角度來說，量變若能引起質變，必須有“非線性作用”參與其中；否則，只會有量的增加而無質的變化。在我看來，這個“非線性作用”對研究者而言，是創造力；對論文而言，是創新性及其意義。當然，原創是最高程度的創新，其價值巨大，是有志研究者應追求的崇高目標。

　　再回首，要說論文數量，我國已是世界第二了，但量變引起質變了嗎？

　　為啥在最能反映人類智慧的科學原理、定律等方面幾無建樹？為啥在卡脖子技術方面仍受制于人？為啥目前只有土生土長的屠呦呦一人獲得了自然科學類諾獎？反觀日本，人家做科研既不追求論文數量，也不以發表頂刊論文為目的，結果自2000年以來年年拿諾獎。若我國再不痛下決心改變科研評價導向，能從論文大國變成科技強國嗎？

　　2020年2月23日，教育部、科技部印發《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該“意見”第九條科學設置學位授予質量標準指出：“學校應重視人才培養質量和培養過程，發揮基層院系和導師的質量把關作用，加強對學位論文的質量審核，結合學科特點等合理設置學位授予的質量標準，不宜以發表SCI論文數量和影響因子等指標作為學生畢業和學位授予的限制性條件。

　　”新政把“人才和學位論文質量”放在首位，體現了正確的科研價值觀，這對有志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而言，無疑明確了更加具體的前進方向——追求創新、追求卓越。

　　趙紅洲（1991）統計分析了1501~1960年全球杰出科學家作出重大貢獻的“最佳（黃金）年齡區”，指出其在25～45歲之間，這與諸多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一般說來，隨著年齡的增長，受“條條框框”的約束越多，科學發現的難度會越來越大。

　　我國大多數在讀博士生位于該黃金年齡區，其中有些人不僅記憶力方興末艾、理解力運若轉軸、精力充沛旺盛、想象力豐富多彩，而且有敢想敢干的創新精神。若在這個年齡段，把精力放在跟風式的科研上，耗費大量時間為發表學術論文而論文，豈不浪費寶貴的創新潛力，以至于遺憾終生。

　　反之，若把精力放在科學問題的凝練上，放在靠奇思妙想謀求科技難題的突破或解決之道上，則有可能做出載入史冊的原創成果。

　　再者，在攻堅克難過程中，一方面研究者要惡補有關多學科知識，以開拓解決問題的視野；另一方面研究者的潛在創新活力一旦被激發，則奇妙的想法自然而然迸發。這在無形之中均能使科研功力暴漲。如此，還猶豫什么呢？

　　嗯，至于研究成果，不管是以學術論文還是學位論文的形式發表，除傳播力度不同外，并無什么本質區別。

　　當然，即使按照新規辦事兒，能做出原創成果的博士生仍然是少數，但這已經足夠了，總比“光頭”強百倍，因為一項原創性成果的價值遠不是眾多跟風式工作所能比擬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