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紀遠：西部綠色發展模式求解

　　“下一個十年，西部如何發展，采取什么模式發展，確實面臨新挑戰。比如，在承接區域產業轉移方面，不能把東部的‘兩高一資’，即高污染、高能耗、資源消耗性產業，簡單地吸收過來。”

　　近日，在去青海、四川的調研途中，作為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國合會)——中國西部環境與發展戰略及政策研究項目組的中方執行組長，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所研究員劉紀遠對《科學時報》作上述表示。

　　據劉紀遠介紹，該項目啟動時，環保部即向項目組提出了此次研究的核心問題：西部有沒有綠色發展機會?如何發展?模式何在?

　　“大家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就看能不能刻畫出新的路線圖。”劉紀遠說。

　　西部面臨嚴峻的生態形勢

　　“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是負相關的關系，這在西部地區表現得非常明顯。”該項目協調員、地理資源所研究員鄧祥征表示。

　　自西部大開發以來，西部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迅速增長，人均GDP與全國平均GDP的比值有所上升，人均地方財政支出明顯增加。但西部地區的廢水、廢氣和廢物的排放量，特別是廢物排放量，已占到全國排放總量的一半以上，排放比例在2002年短暫下降后，又出現抬升趨勢。

　　加之西部大都屬于生態脆弱區，在西部經濟的后續發展中，該地區將面臨更為嚴峻的生態形勢。

　　劉紀遠介紹說，在“十二五”環境總體思路中，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線和提高生態文明水平的新要求。而新一輪西部開發的戰略要點也明確了綠色發展的總體思路與制度安排，要求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有機融合。

　　項目組外方組長Robyn Kruk女士為澳大利亞環境部原秘書長，曾主導澳大利亞綠色發展政策的制定。她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即使同為西部區域，不同地方也不能照搬一個模式，應因地制宜”。

　　中國西部環境與發展戰略及政策研究項目于2011年8月正式啟動。此次調研只是該項目工作的一部分。按照規劃日程，2012年6月，項目組要提交初步成果文本，在2012年11月的國合會每年例會上，將向國合會中方主席——國務院領導及其他有關部委的主要負責人匯報。

　　來自地方的經驗和呼吁

　　早在2006年，青海省政府就開始取消對三江源地區的GDP考核，這一做法得到了項目組的肯定。

　　犧牲一定發展速度，把保護生態作為重要責任，也是“綠色發展”的題中之義。

　　青海省環保廳生態環境保護研究指導中心主任田俊量介紹，該廳新成立了生態環境監測中心，將更有助于對環境保護成效的監測和考量。

　　針對成都的空氣污染防治，四川省環保廳污染防治處副處長楊蓉呼吁：“奧運會等活動的舉辦，有限地推動了北京等幾個城市在空氣污染防治方面的相關工作，但國務院層面沒有出臺任何法律、法規來約束其他城市，希望盡快出臺機動車管理等政策，否則大多數地方的空氣污染難以得到有效控制。”

　　在四川長虹公司的調查中，記者看到了該公司在節能減排方面的很多努力，如充分考慮產品零部件的通用性、可回收性，減少生產過程的有害物質排放等。最近，在國家項目支持下，長虹公司又針對廢舊家電關鍵零部件的回收處理，進行技術和設備研發。

　　“什么樣的支持最有效?政策!”長虹集團副總裁鄭光清表示。

　　2010年6月，該公司在成都注冊公司，著力于舊家電的回收利用。鄭光清建議，政府除提供必要的銀行貸款外，對這類企業還應該給予免稅支持。

　　四川綿陽市政府黨組副書記林新則提出，對環保類產業，中央政府應該設立環保產業發展基金予以支持。“現在對高新技術和外資企業有一些優惠政策，但對環保產業，中央缺乏專門的區別于其他產業的特殊優惠政策。”林新說。

　　四川九洲電器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運用節能降耗舉措，一年節能約一千萬元，但最終公司獲得的獎勵只有40萬元。該公司一位高管認為，應加大節能獎勵力度，以更大程度地提升大家的節能積極性。

　　在綿陽有不少優勢工業企業，談到對西部其他地區的借鑒意義，林新認為，不管在中國還是一些發達國家，不是每個地方都要發展工業，有些地方更適合發展農業或者旅游業。

　　Stein Hansen是來自挪威的經濟學家，他對此表示：“一些地方的發展之所以表現得成功，是在合適的地方推行一些好的模式，也得到好的執行，但如果向其他地方推廣，則要視具體的環境和條件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