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定凱：從國外大學智庫看知識轉化

　　近些年，出于決策科學化和大學服務功能完善的需要，我國有關部門開始重視大學在政府決策中的智囊作用，鼓勵更多地發揮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社會服務功能。但當前的知識轉化機制和政策研究文化，顯然還滯后于政策發展的實際需要。面對潛在而龐大的決策需求市場，大學尚不能提供與之匹配和有影響力的政策研究支撐。提及大學知識轉化的議題，人們強調自然科學而非人文、社會科學的貢獻；在知識的社會服務功能方面，人們強調知識對于經濟發展而非政策領域的貢獻。這方面，了解一些國外大學智庫的經驗不無裨益。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外交政策研究所”下屬“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研究小組連續4年（2007~2010年）以影響力為指標，對全球各類智庫進行了排行。該項目專門排列了影響力世界前25名的大學智庫，這其中有11個智庫來自美國頂尖的研究型大學（其中包括斯坦福、哈佛、哥倫比亞、普林斯頓等高等學府），其余來自英國、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亞、德國等發達國家。中國的大學政策研究機構無一入圍。雖然該研究項目在數據收集的完整性和調查方法的科學性方面有待完善，但項目本身給我們考察大學知識的社會功能提供一個新思路。聯系更為廣泛的西方政策研究的背景，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大學智庫發展的若干基本特征和條件。

　　1.世界頂尖大學不僅是知識生產的重鎮，也是知識擴散和知識服務的領跑者。這些大學里學者多元化的學術志趣、寬松的學術氛圍和多學科的學術基礎，為智庫的思維創新和跨學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學術生態。大學一流的學術力量培育了一流的大學智庫；反過來，一流智庫以其出色的研究成就，進一步擴大了大學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

　　2.發達國家的民主、分權式決策體制，為智庫（包括大學智庫）的發展提供了政治空間。一方面，政府、企業對決策咨詢有龐大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學政策研究機構、政府附屬智庫和民間智庫三者共同構成了政策分析的供給系統。政策分析供需雙方共同打造了成熟的政策分析市場和政策研究文化。

　　3.智庫專家的流動性。大學智庫的發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為其服務的專家的質量——不只從學術成就的角度，更要考慮他們在溝通學術研究與現實政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在美國，任職于大學的一大批不同學科的專家，同時也是各類政府和企業決策部門的顧問；而很多原本來自大學的政府官員退休后重返校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這些專家的頻繁流動編織起一個強大的政策傳播網絡，形成了所謂的“旋轉門”機制。這一機制為彌合傳統學術研究與現實決策之間距離提供了便捷的通道。　

　　4.智庫活動的滲透性。在政策研究活動和成果的擴散方面，西方國家的智庫固然有其工作語言上的優勢（英語讓那些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在政策研究的國際影響力上得分不少），但強烈的知識推廣的意識無疑也是重要因素。西方智庫的學者們愿意積極地設定政策議程，以引起決策部門的重視；積極地引領更大范圍的政策討論，以擴大自己主張的影響力；最后為特定的立法或決策部門提供具體的政策建議。當然，充足的多元經費渠道，也是保證大學智庫活動影響深遠的基本條件。　

　　我國政策研究宏觀環境的改觀尚有待時日，但結合國際大學政策研究機構的實踐經驗，我們至少可以在高等院校層面采取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逐步提高政策研究的水平。比如，大學可以致力于政策研究文化的建設。大學研究人員可以創造與決策者更多的互動機會，以便彼此認同對方的價值：決策者可以借助研究者來提高政策的質量，而研究者可以通過與決策者的交流獲得未來工作重點和目標的指引。交流的過程是雙方理解兩種活動差異和交集的過程，而彼此的文化認同是大學研究向政策實踐滲透的基礎。

　　另外，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內容，可以更多體現政策取向。雖然我們無法預料哪些知識必然有助于決策過程，但是那些基于充分事實和數據、包含建議和具體行動方案的研究，顯然更容易向政策轉化。從組織形式看，院校管理部門可以鼓勵建立基于一定學科或跨學科的知識服務型研究機構，以便以團隊名義承接橫向的咨詢服務項目，通過較小范圍的咨詢服務，這些團隊可以不斷積累經驗和實力，為最終成長為有影響力的政府決策智庫打下堅實基礎。大學還可以鼓勵本校的政策研究機構更多與國外的大學智庫進行學術交流，以學習新鮮、多元的政策學術思維。

　　政策問題充滿了政治性和社會性，不可能全然受大學知識的左右。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轉化也不可能自動發生——這類學科研究的非功利性已經成為一種廣為接納的學術風尚。這就決定了大學智庫的發展需要專門力量的持續推動。如果一流的知識轉化水平是一流大學的題中之義，如果我們希望中國的大學研究發揮獨特的決策影響力，政府決策部門就應率先充當高質量大學智庫的“孵化器”，為后者提供持續的經費和政策支持，給大學智庫發揮作用提供更大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