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治理到“賽點”，“領先的追趕者”如何應對

8月1日，歐盟《人工智能法案》正式生效。新華社報道稱，該法案是全球首部全面監管人工智能的法規，標志著歐盟在規范人工智能應用方面邁出重要一步。

歐盟率先出臺《人工智能法案》意味著什么？它會對中國產生怎樣的影響和啟示？

人工智能生成圖片。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加速

“歐盟《人工智能法案》正式生效，進一步反映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加速。”中國政法大學數據法治研究院教授、中國《人工智能法（學者建議稿）》起草專家組牽頭專家張凌寒告訴《中國科學報》。

張凌寒認為，人工智能已經成為當前國際技術競爭與規則競爭的關鍵領域，歐盟作為人工智能的重要市場，其自身人工智能產業相對薄弱。歐盟《人工智能法案》延續以往通過單方面制定法律制度，對全球商業環境和規則體系形成“布魯塞爾效應”的路徑。即通過歐盟內部市場和制度架構，單方面影響全球監管標準，進而獲取談判資本和再次利益分配權。

對此，北京郵電大學人工智能學院人機交互與認知工程實驗室主任劉偉持看法相似。

“實際上，歐盟在人工智能領域相對落后于美國和中國。”劉偉說，在全球范圍內，美國、中國和歐盟形成人工智能發展的三足鼎立之勢，其中美國扮演著“領頭羊”角色，而歐盟的人工智能相關技術落后，相關產業競爭力欠缺。

“歐盟迫不及待地出臺法案，名義上是防止人工智能技術無節制發展，將來可能危害人類。”劉偉分析說，“實際上更直接的目的是保護其人工智能相關產業，通過法案制約不利于歐盟的技術，防止美國或中國的人工智能產品快速占領歐盟市場。”

誰能用好“雙刃劍”

人工智能治理是把“雙刃劍”，立法既是一種保護手段，也會成為技術發展的羈絆。

劉偉認為，這和人工智能行業領軍企業open AI的兩位“大佬”——奧特曼和伊利亞分道揚鑣的原因類似。伊利亞認為，相關產品不標注由人工智能產生會出現假數據、假圖像、假視頻，甚至更嚴重的問題。但奧特曼認為當前最緊迫的是抓緊時間實現這些基本技術。

歐盟《人工智能法案》規定，所有的人工智能交互產品和結果必須標注，其中一些條款規定，聊天機器人等人工智能系統必須明確告知用戶他們在與機器互動，人工智能技術提供商必須確保合成的音頻、視頻、文本和圖像內容能被檢測為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

再比如，該法案涉及一些人工行業“合規”的新規定，包括谷歌、亞馬遜和Meta等美國主要科技公司在歐盟運營必須適應新的監管環境。其中Meta由于監管的不確定性，目前其人工智能模型在歐盟已受到限制，其他違反《人工智能法案》的公司將也會面臨重罰。

“這讓企業開發相關技術和產品時放不開手腳。”劉偉分析說，“現在美國和中國對遲遲未出臺人工智能相關法規，原因之一就是當前人工智能技術發展飛快，立法不慎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

“中國當前應當有部《人工智能法》來彰顯立場，為人工智能技術產業發展保駕護航。”張凌寒補充說，“只有在法律這一位階層面制定人工智能法律制度，才能夠統籌協調并確立國家層面人工智能治理制度，真正實現立法先導，發揮法治在人工智能發展治理領域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基礎性作用。”

劉偉也強調，不管是美國、歐盟或中國，“誰能率先提出一個能被廣泛接受的新標準、新理念，就會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更具優勢”。

“領先的追趕者”如何“對沖”

張凌寒認為，就具體治理規則而言，中國和歐盟在價值文化、監管體系、產業生態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異性，尤其是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具有獨特的國際生態位，是人工智能領域“領先的追趕者”。

“因此，我國在制定人工智能治理規則時要謹慎移植學習國外的人工智能治理制度，提出有別于歐盟立法體例和思路的中國方案，避免法律與產業實踐的懸隔。”張凌寒補充說,“《人工智能法（學者建議稿）》起草過程中，始終注重結合中國本土需求，充分考慮了我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實際，一方面大力支持和促進產業發展，另一方面切實保障安全監管需求。”

“美國曾提出一個很好的概念‘Respons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負責任的人工智能），意味著以一種倫理、透明、安全、公正且符合法規的方式開發和使用人工智能。”劉偉說，“這一概念得到很多國家的支持，但目前中國還沒很好的概念與之‘對沖’。”

劉偉分析說，“負責任的人工智能”乍聽上去很有道理，實際上容易產生錯覺，讓人誤解。因為能負起責任只有“人”，人工智能是項技術，是軟件和硬件的結合或者說是“機器”。“機器”只是“人機環境系統智能”中的一環，面對不同的環境，比如金融、軍事、政治、經濟等具體環境，有不同的智能生態系統，所以我們應以系統觀、整體觀看待人工智能，以“人機環境系統智能”的觀點思考問題。

“目前，人工智能治理的博弈已到‘賽點’。”劉偉說，“中國必須從更宏觀、更頂層的視野，吸納歐盟和美國的人工智能治理的精髓，提出自己的人工智能治理理念，才能在這場博弈中不落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