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風沙源治理：帶上科學再出發

　　10年間，累計安排資金412億元，完成退耕還林和造林9002萬畝、草地治理1.3億畝，工程區森林覆蓋率提高到15%。

　　一系列數字表明，自2000年啟動的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為保障我國北方遠離“飛沙走石”作出了重要貢獻。

　　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再次強調，要進一步推進二期工程實施，繼續提高中央造林補助標準。

　　而此前，我國已在2012年通過《京津風沙源治理二期工程規劃》，計劃用10年時間，投入877.92億元治理京津風沙源。

　　雖然治理經費不斷攀升，但憂慮與壓力也隨之而來：一期工程建成的人工植被大多處于中幼齡期，且樹草種比較單一，穩定性較差，抗干旱、抗風蝕、抗病蟲害能力弱，極易受到外界環境影響發生逆轉。

　　如何吸取一期工程的經驗教訓，更好地推進二期工程建設，成為專家們關注的焦點。

　　硬著頭皮種樹

　　雖然一期工程建設已取得顯著成效，但工程區生態環境仍十分脆弱，局部地區生態繼續惡化的趨勢未從根本上扭轉。

　　多年從事干旱區生態恢復研究的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員蔣高明在分析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時表示，沒有因地制宜是造成治理效果反彈與惡化的主因。“當時的造林規模實在太大了，在很多不適合種樹的地方都進行了人工造林。”

　　他回憶說，國家當年給一個旗縣的撥款高達一億余元，完全超出當地的財政收入。“假如以一棵樹一萬元計算，那里應該有一萬棵樹，但現在的數量肯定沒這么多。”

　　此外，治理資金的僵化運行讓許多貧瘠的土地雪上加霜。“在內蒙古一些地區，當地居民也知道草原上是種不活樹的，但為了能申請到補助資金，只好硬著頭皮去種，甚至樹死了之后還得補種。”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員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他們在實地調研中發現，由于有關部門批復的只是種樹項目款，如果不種樹，百姓就拿不到錢。

　　在他看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可能是項目財務審批制度存在“專款專用”的缺陷，“資金批復之前并沒有經過專業嚴格的科學論證，這在二期工程中是必須加以重視和調整的”。

　　僅靠政府投入不現實

　　“沙塵少了，草變多了，這是事實。”蔣高明認為，這一變化固然與工程自身效果有關，但更多的是政策在發揮作用。

　　以退牧還草為例，很多地區的牧民收入都來自中央政府的直接補貼。“放牧活動大大減少，有的地區甚至實行全年禁牧。牧民不再使用草原，它自然就能很快恢復過來。”

　　“接下來的工作重心是如何保住牧民的收入，僅靠政府投入既不現實，也不可持續。一旦資金斷流，很多生態問題便會卷土重來。”蔣高明說。

　　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邵全琴也持相同的觀點。她認為，很多治理區的百姓還比較貧苦，要通過發展特色農業、林下養殖等項目讓他們富裕起來，使生態恢復與扶貧開發能真正做到有機結合。

　　然而，“此前的工程缺陷在于只注重部門之間的合作，缺少與農牧民的結合。”蔣高明強調說，這種結合絕不是簡單地把錢發放給農牧民，而是作為種子資金去支持他們發展相關產業，帶動更多的人參與進來，提高發展和保護的可持續性。

　　此外，長效評估機制的建立也勢在必行。“不能只顧治理而不考慮后期的實際效果。將一次性驗收成績作為最終考核結果顯然有失公允，要確保建成一片，管護一片。”邵全琴說。

　　科學治沙刻不容緩

　　在有關專家看來，科學的失語無疑是造成風沙源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一期工程的最大問題在于‘撒胡椒面’，錢全都撥下去了，但收效并不顯著。”邵全琴表示。

　　“絕不能再沿襲過去的老路。”蔣高明認為，生態恢復已不是純粹的技術問題，而是有賴于管理、社會、經濟、民族等因素的一攬子計劃。

　　他表示，若想使治理工程真正獲得成功，必須要有科學規劃，形成政府、企業、科學家、農牧民共同參與的四位一體格局。

　　“市場力量的介入能使治沙工程的整體效益最大化。”中科院地理資源所研究員董鎖成向《中國科學報》記者介紹說，近幾十年來，國內部分企業已在經濟發展和生態建設結合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和經驗。

　　然而，“這一過程必須有科學家的介入，否則資本很可能亂來。”蔣高明建議，應由科學家代表國家利益去規劃資金的管理和使用，進行科學論證與評估。

　　此外，風沙源治理還須謀定而后動。“未來可以通過建立試驗區的方式進行前期試點研究，像當年發展深圳特區一樣為科學家提供一個施展拳腳的平臺。”蔣高明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