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產業技術創新謀篇布局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制造業大國。如今，這些成就已經成為中國在新一輪全球經濟角逐中的亮眼標簽。然而，光鮮外表的背后卻是另一番景象：我國目前總體上仍處在工業化中后期。

產業發展不均衡，產業發展基礎不牢等一系列長期存在的“老大難”問題，正在慢慢侵蝕著中國經濟的活力，束縛著追趕者前行的腳步。

產業技術創新，似乎已是中國制造業崛起的不二法門。為此，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技術創新委員會、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聯絡組，共同承擔了我國工業領域產業技術創新支撐體系建設研究重大咨詢項目，為中國工業領域的產業技術創新指明了路徑。

嚴峻的現實

當前，發達國家已經進入后工業化時代，日益呈現出信息化、網絡化、智能化趨勢，而中國也因此面臨著一系列嚴峻挑戰與沖擊。

“發達國家形成了強大和高度融合的國際資本，歷史原因使我國目前尚難以融入。”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劉東表示，不僅如此，發達國家在成熟工業化基礎上形成雄厚的技術積累，也使他們壟斷著眾多領域的技術發展路徑。

中國是大國，這一地位要求其產業必須獨立和均衡發展。“尤其是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不能完全依賴于他國，必須建立大國產業體系及相應的創新支撐體系，才能夠獲得發展主動權。”劉東說。

作為此次重大咨詢項目的專家，劉東全程參與其中。調研后，他腦子里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中國的產業技術供給存在嚴重的短板。

“我國的產業技術整體上供給是嚴重不足的。”在劉東看來，造成這種局面有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產業基礎較差。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的整個研發組織架構還是沿襲前蘇聯的模式，企業那時也不是創新的主體，而僅僅是工廠式的存在。

其次，改革開放后，原來的組織研發體系被打破了，各產業正在主動或被動地探索建立相應的技術創新支撐體系。“然而，受到原有體制慣性和體制轉軌不確定性的影響，新的產業技術創新支撐體系建設模式尚未形成。”劉東說。

更為嚴重的是，“我國產業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差異性，導致了產業技術創新模式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劉東強調。

打出組合拳

3年時間的深入調研，涉及14個重要產業，50萬~60萬字的研究報告……這便是咨詢組成員給出的厚重答卷。

但在劉東看來，此次重大咨詢項目的最大亮點在于專家組成員聯手打出了一記組合拳。

“這次咨詢項目和以往的項目不太一樣，最大的特點是‘三管齊下’。”劉東告訴記者，咨詢項目組里既有來自中國工程院相關產業領域院士，也有國內有關產業技術創新領域的理論研究學者，還有一些來自行業的專家和企業家。

“我們這次真的是把產業技術創新領域的專家要素集全了。”劉東笑著說。

對于咨詢項目來說，這無疑是一個長足的進步。此前，中國的重大咨詢項目研究最大的問題就是分割嚴重。

“比如，專家學者們只是站在研究的角度去做功課，對產業的一些具體情況不是很清楚。而搞產業的人盡管很了解情況，但卻很難把自己的認識總結提煉出來。”劉東如是說。

如此豪華而接地氣的陣容也讓企業充滿期待。“很多產業中的龍頭企業都參與其中，很多企業老總更是全程參與討論。”讓劉東意外的是，盡管這只是一個與錢無關的研究項目，但是企業家們卻很感興趣。“這可能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企業對產業技術創新的渴求程度。”

通過一次次調研與座談，企業也有了實際的收獲。“在很多行業里，大家都對競爭對手的情況不是很清楚。通過參與咨詢項目，終于把問題搞明白了。”盡管得到了企業者的感謝，但劉東卻一點也笑不出來：“這是一個系統性的短板。”

中國創新路

調研中，劉東聽到了這樣一個故事：以前中國企業到國外去考察學習，人家都會熱情接待。但如今，這扇大門卻慢慢封閉了。“現在中國和國外企業的技術差距，已經到了只有一層窗戶紙的狀態了。很多技術只要看上一眼，就很可能實現突破。”劉東說。

這樣的外部環境意味著，中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產業技術的創新。

劉東向《中國科學報》記者強調，接下來的產業發展，必須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大一統的政策制定方式，而是要根據不同產業的發展階段、技術創新的特點和規律，差別化地進行戰略謀劃，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

在我國工業領域產業技術創新支撐體系建設研究中，專家組成員提出了組建創新發展戰略委員會、建立多樣化產業創新技術供給方式、成立重點產業創新發展基金、加強產業技術創新服務體系建設等一系列推進工業領域產業技術創新支撐體系建設的具體建議。

以組建創新發展戰略委員會為例。劉東表示，目前各部委對許多具體產業的發展戰略缺乏統一認識，對產業技術重大創新支持的持續性、針對性不強，存在“政出多門、九龍治水”的現象。

“未來，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戰略謀劃，在工業領域選擇若干帶動作用強的重點產業逐個建立產業創新戰略發展委員會。”劉東指出，委員會應該由官、產、學、研、用等方面人員組成，隸屬國務院，可依托中國工程院等國家層面的戰略咨詢機構建立辦事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