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論文遭撤稿背后：一篇SCI論文校方獎1萬

震驚科學界的論文造假事件背后——“一場與SCI有關的丑聞”

 

　　論文造假事件震驚學界

　　2009年12月19日，國際學術期刊《晶體學報》E分卷官方網站發表文章，公布了以井岡山大學化學化工學院講師鐘華和工學院講師劉濤為責任人，發表在該刊物的70篇論文存在造假現象，并作出一次性撤銷的決定。文章稱：“這些報告的作者在2006年至2008年間僅憑修改一套原始強度數據而發表系列文章。”文章還表示，調查工作仍在繼續，問題論文數量可能繼續攀升。

　　消息迅速傳回國內，在互聯網上引爆新一輪對學術造假的聲討。井岡山大學校長張泰城回應媒體：發生這樣的事情，學校感到非常震驚。

　　井岡山大學黨委書記萬繼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發出感慨：“在一個刊物、短短一段時間內發表幾十篇論文，這已經是有點瘋狂的行為了。”

　　然而，這一切不是沒有征兆。

　　2009年12月2日，已退休的廈門大學化學系教授胡盛志在其博客中發文指出，他在2009年和國外的一名教授合寫了一篇論文，該論文提到了2008年被國際《晶體學報》撤稿的我國學者的兩篇文章。

　　胡盛志表示，“撤稿是該雜志前所未有的舉措，值得認真的思考。”同時，他在文章中貼出了《晶體學報》編輯去年早些時候給他的一封郵件的部分內容，郵件透露，《晶體學報》的編輯們正在對中國一所大學老師2007年發表在《晶體學報》E分卷上的大量造假文章進行調查。

　　他在文章中發出了這樣的疑問：“是否還會有學者發表的晶體結構報告論文被撤?我們目前大力提倡創新的同時，是否得強調掌握基礎理論，基本技能以及做學問的基本游戲規則?”

　　這篇文章并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截至記者發稿時，該文僅有1709次點擊，而胡盛志隨后發表的《70篇晶體結構報告一次性撤稿的啟示》一文的點擊量接近 14000次。

　　胡盛志在文章中寫道：“此次撤稿不只是一兩篇，而是一次性撤下70篇。據我所知，這是國際晶體學報前所未有的嚴肅查處，很有可能在科技刊物的歷史上空前絕后。”

　　但他同時表示，“我一直認為應慎用‘垃圾’這兩個字，因為即使在E版(即E分卷——記者注)上發表的論文，都是收集到數據庫成為將來開發利用的戰略儲備，說不上何年何月就派上用場，這方面我將以例見證。但有兩類結構文章難免要背此罪名，一類是宣布不得不撤稿的根本無中生有的虛假結構，另一類就是低水平重復的論文。這兩類論文不僅浪費了時間、精力、財力和版面，在數據庫中造成的污染后果極其嚴重，因此對撤稿既感到心情沉重又認可科學追求真善美。”

　　造假事件曝光后，井岡山大學宣傳部負責人表示，近3年來鐘華和劉濤因發表論文數量過大，曾經引起部分同事和該校科研處的懷疑，但學校未予深查和追究。

 

　　“這充其量是實驗數據報告，根本不是論文”

　　“這充其量只是實驗數據報告，根本不是論文。”2009年12月30日晚，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電話采訪時，對此事件保持持續關注的知名學術打假人士、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語出驚人。

　　方舟子介紹，《晶體學報》E分卷其實只是一個小分子晶體數據庫，在那里發的“論文”一篇只有一頁，只是一篇實驗記錄，一般這種提交在兩三周后就能發表，門檻很低。

　　文章的發表過程也十分格式化，只需要自己到該網站填寫一些試驗數據和化合物名稱就會自動生成，“英語不會寫都沒關系。”

　　極低的門檻帶來一系列泛濫。方舟子發現，一些不是做化學研究的國內高校老師也出現在《晶體學報》E分卷的作者大軍中。

　　與此同時，雖然是SCI收錄期刊，發表在這一卷上的文章引用率極低，2007年的影響因子僅為0.508，2008年這一數據降到了0.367。

　　方舟子介紹，發現造假的過程其實很有意思，“是出于別的檢測目的偶然發現兩個人的數據很奇怪，一檢測發現根本不存在”。

　　在方舟子看來，這樣的造假多少有些肆無忌憚——其實即使不造假，這樣的文章也很好發，測一個新的小分子晶體結構也就是幾個小時的事，“就是說，到后來，這兩位老師連這幾個小時也不愿意花了。”

　　但方舟子同時表示，這些造假的數據對于科學研究的影響有限，“造假的都是很偏的化合物，一般研究人員在自己課題的深入研究中完全可以測出來。”

 

　　一篇SCI論文 校方獎勵1萬

　　2009年1月，有網友曾在新語絲網站上發表題為《“著名”刊物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灌水榜》的帖子，羅列了2001年至2009年1月20日期間，來自中國的作者在《晶體學報》E分卷上的發文情況。其中的一個排名統計顯示，彼時中國發表的9204篇文章的作者，來自中國內地超過500所大專院校，共有24所大專院校發表的文章數超過100篇。

　　方舟子注意到，這其中，青島某高校一位教授在攻讀博士期間，3年時間在該刊上發表了110篇文章，而她的專業與化學晶體沒有任何關系，在其后來公開的簡歷中，對于這一歷史則只字未提。

　　事實上，一切可以回溯到更遠。

　　親歷學術打假十余年的方舟子介紹，自己2004年就開始接觸這類在國外影響因子極低的雜志上大量發文的現象，當時接到舉報寧波大學理學院一位鄭姓教授的簡歷中，有這樣一串令人炫目的數字：130余篇論文被《SCI系統》收錄，2001年以第一作者發表、被SCI收錄的論文在化學類論文排序中居全國第一，2001年被SCI文章引用總篇次全國排名第九，1997年至2001年SCI收錄論文在2002年被引用篇數排名全國第三。

　　鄭教授簡歷中的這些“硬指標”，無一例外地都連著“SCI”——當下中國學術界最時髦的一個詞。

　　方舟子發現，鄭教授發表文章的方式，是通過同一模式給不同的金屬測序，測出一個，便可作為一個成果發表。而這些文章，大都發在國外一些“影響因子”較低的刊物上。

　　方舟子進一步了解到，每發一篇文章，這位教授都可以從學校獲得4000元的獎勵。

　　還有更加高產的。武漢某學院的一位教授，2003年共發表65篇SCI論文，平均不到一周就發表一篇，成為2003年度中國被SCI收錄篇目最多的作者。每篇被校方獎勵1萬元，共計65萬元。而他采用的方法和鄭某類似，都是到一些影響因子極低、發論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刊登小論文，論文的內容都大同小異，用相同的簡單方法不停地測不同的化合物的晶體結構。

　　“他們發表論文的速度比得上專欄雜文作家。一篇8000元到10000元獎勵，報酬也超過了專欄作家。因此，我認為這些人不該叫科學家了，該改叫SCI百萬富翁。”方舟子稱。

 

　　中國高校SCI饑渴

　　2009年12月31日，記者致電在《晶體學報》E分卷上發文數排名靠前的幾所高校的宣傳部門，相關負責人均稱，“聽說了井岡山大學兩位教師在該期刊上發表的文章涉及造假的事情”，但都表示沒有聽說過自己所在學校在該期刊上的發文數在國內高校中排名靠前的消息，學校也沒有針對該情況進行調查。

　　其中一所高校的黨委宣傳部負責人在給記者的回電中表示，《晶體學報》E分卷的影響因子較低，該校自2006年起開始鼓勵師生在高層次的期刊上發表文章。

　　“丑聞震蕩的背后，是中國高校對于SCI的極度饑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國內知名專家介紹，上世紀80年代末，南京大學將SCI論文數作為一種評價體系引入中國大陸。引入該評價體系主要基于兩個原因，一是當時處于轉型期，國內學術界存在各種不正之風，缺少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二是某些專業國內專家很少研究同一問題，國際上通行的同行評議存在一定的操作難度。

　　SCI是“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縮寫，是美國科學家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 arfield)在1961 年創建的一個科學論文資料數據庫，收錄發表在較重要的學術期刊上的論文的相互引用情況。該數據庫不斷擴大，到現在已收錄了約9000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學術期刊。發表在被SCI收錄的期刊上的論文，在國內被簡稱為“SCI論文”。

　　方舟子認為，強調“SCI論文”有助于鼓勵中國學者到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加強與外國同行的交流，其初衷不可謂不好。

　　然而，就在南京大學最先將SCI引入科研評價體系后，各高校紛紛跟進，將SCI與職稱評定、科研經費等掛上鉤，并制定相關的獎勵政策，逐漸演變成了一場整個科技界的“SCI崇拜”，中國科學工作者的晉升乃至院士評選，都無不與SCI掛鉤，SCI由此濫觴。

　　在井岡山大學的官網中，有著這樣的表述：學校高度重視科研工作，組建學科團隊，強化激勵機制。近年來，全校教師共發表論文4297篇，被SC I、EI、ISTP收錄338篇，出版學術專著、教材212部。

　　而此前的媒體報道中，這所2007年掛牌的綜合性大學，為了能夠提升學校的綜合實力，采用各種措施鼓勵教師們發表論文，包括職稱、獎金等切身利益。同時，學校規定：在《科學》、《自然》上發表一篇學術論文獎勵10萬元;在該校規定的A類學術刊物上發表一篇學術論文獎勵3000元、B類獎勵2000元、C類獎勵1000元。

　　記者對《晶體學報》國內發文排名靠前的部分高校采訪中了解到，SCI與職稱、獎金掛鉤的情形比比皆是，下發文件表示給予重獎的也不在少數。

　　“SCI是一個客觀的評價工具，但只能作為評價工作中的一個角度，不能代表被評價對象的全部。”方舟子介紹，過分強調SCI其實是一種誤區。首先，被SCI收錄的同一本期刊中，文章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同時，被收錄的不同期刊間也有很大差距，如《晶體學報》E分卷之類，門檻相對就很低。

　　在方舟子看來，單一的導向性必然導致很多科研人員挖空心思增加自己的SCI論文數，或一稿多發，或將一篇論文拆成幾篇發表，或專門找一些被SCI收錄、但發表門檻很低的期刊投稿。“評價體系如果只看論文數量，輕視成果質量;只看刊物級別，輕視成果實際價值和影響力，用單一指標來衡量只會變成行政人員的數數了。”

　　方舟子稱，一些重點院校已經開始注意到SCI評價的局限性，引入了影響因子的考量，“但這一事件的發生，還是從側面暴露出普通地方院校相當程度的饑渴。”

　　事實上，被譽為“SCI之父”的尤金·加菲爾德博士首次在中國公眾面前亮相接受專訪時，就已經明確表示，不能以SCI論文數量評價科研水平，應該運用更科學的評價標準體系。

　　一組數據為這場“畸形競賽”寫下了最好的注腳：2008年度中國SCI論文數首次突破10萬篇，總數為11.67萬篇，較2007年增加2萬多篇，占世界份額的9.8%，位列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而超越了英、德、日等國家。但是從引用情況看，我國科技人員作為第一作者的論文，平均每篇被引用5.2次，與世界平均值10.06次相比，只有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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