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可信賴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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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內容或圖片造假”“第三方代投稿件”“假冒同行評審”……近年來，國內外許多違背科研誠信的事件曝光后，大多以論文被動撤稿落幕。在此過程中，學術期刊作為科研成果的重要載體，也遭遇了科研誠信的挑戰。

科技期刊出版機構會構建怎樣的防火墻？期刊編輯如何做好“守門員”？期刊會否繼續錄用有撤稿記錄的作者的論文？

近日，《中國科學報》就相關問題采訪了愛思唯爾全球期刊出版總裁菲利普·特赫根（Philippe Terheggen）。他掌管愛思唯爾旗下包括《細胞》《柳葉刀》等知名期刊在內的超過2650種科學技術及醫學期刊。

 Philippe Terheggen

《中國科學報》：您如何看待科研誠信的重要性？

特赫根：科研誠信是科研的核心本質。這一判斷基于強大的邏輯：科研如此復雜，世界上的科研團隊都在獨立地工作，但每個科研團隊都依賴于其他人的前期成果。每一項科學突破都會帶來一系列的后續實驗，這些實驗不可能由單一的科研團隊完成。

換句話說，科研人員依賴于彼此之間能夠信任的信息。因此，科學知識的進步仰仗于對他人成果的誠實肯定、科研行為的誠信、成果的分享、同行評審的誠懇反饋以及可信賴的研究溝通。

科學受益于誠信，因為科學家們是如此依賴于彼此，而只有當科研人員能夠彼此信任時（即使他們并不認識對方），這種相互依賴才能成立。

對科學的信任也是研究資助的前提。只有科學保持其可靠性，才能確保研究資助的獲得，而科研誠信對此也是有幫助的。

科學對于解決諸如食品安全、氣候問題或可再生能源等世界上最重大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科學要發揮作用，就必須被資助機構、政策制定者和公眾所信賴。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世界需要可信賴的科學。

《中國科學報》：對于期刊出版機構在建設科研文化、推動科研誠信中的作用，您有何看法？

特赫根：我們致力于打造合作、公正、開放、創新與信任的文化，我相信這種文化是與科學的價值相契合的。固然，科研文化完全是由科學與科學家所擁有的，而我們則以自己能夠作為的方式來支持科研文化。期刊體系將洞見與人聚合到一起。

試想一下，同行評審報告的分享就是一種非正式的科研信息渠道，其傳播量甚至超過已發表論文的兩倍。

大多數評審報告都提供了關于科研行為和科研分析的反饋。因此，出版商在推進編輯流程的同時對科研質量和科研誠信的治理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中國科學報》：完善的學術誠信體系就像“疫苗”一樣，有助于遏制病毒的蔓延。請談談愛思唯爾誠信體系的“疫苗”是如何逐步構建的？現有體系如何力爭做到防患于未然？

特赫根：我們與全球范圍內超過2.4萬名處理稿件的編輯合作，他們大多數在大學、醫院和政府的研究機構工作。

每年，我們都會從自己全球編委和客座編輯的資源庫中招募數千名編輯。新編輯把延續數十年的知識結構帶到工作中，由很熟悉其學科領域的、我們的出版人和出版總監把關。

出版人會對編輯工作進行指導，老編輯也把技能傳授給新編輯，編輯和出版人根據具體期刊覆蓋的特定領域，共同管理期刊的主題相關性、創新性、范圍、立場與誠信。

在研究領域內的深度洞察，新編輯的入職、培訓，關于科研與出版問題的指導和不斷的討論——這些共同支撐起重視質量和誠信的文化。

編輯的任期一般是8至10年，這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但不是終身。

一方面，編輯積累和分享經驗，另一方面，編輯的輪換也使來自新背景、新興研究領域或不同地區的新鮮血液不斷注入。它與疫苗的對比不是直接的，但與疫苗有一個共同點：都有長時間的記憶，但也都需要偶爾強化以保證其活性與相關性。

《中國科學報》：除了評估一篇文章的科研創新之處，在判斷文章結論是否站得住腳，是否存在粗心的疏漏或有意的改動時，編輯和審稿人往往需要做哪些事情？

特赫根：編輯和同行評審專家會盡其所能識別真正經得住考驗、具有相關性或創新之處的論文。如有疑問，他們會要求作者修改，或者在評審之前或之后拒稿，或者推薦考慮重視科研成果的扎實性、而不那么看重純粹新穎性的其他期刊。最初投到某一本期刊的論文只有一小部分能夠發表，不需修改就能發表的論文就少之又少。

換句話說，論文的不斷修改既完善了科研行為，也提升了論文質量。當然，編輯和評審專家并非“超人”，不是所有結論都能證實，錯誤也難免會溜進來。因此，文章發表之后來自讀者的驗證也非常重要。

編輯和評審專家也越來越在編輯過程中借助于技術的力量。例如，現在我們可以掃描每一篇論文有無抄襲問題。我們有三分之一的評審專家是基于算法推薦的（也綜合了編輯的考量）。我們正在試驗自動檢測手段來識別圖片修改、強制引用、證據改動等多種行為。

我期待著這種技術支持擴大到語義工具，用以核實參考文獻的相關性和完整性，以及研究假設、方法和結論的相似性。

《中國科學報》：在您看來，導致撤稿的潛在因素有哪些？應當如何理性看待撤稿現象？

特赫根：撤稿或是由于作者承認無心之過，或是出于對科研或出版行為是否誠信的疑慮。如果作者注意到論文包含方法論或數據解釋方面的錯誤，就可能會誠實地承認。我們應該給這些作者鼓掌，因為他們避免了對科學知識造成污染。合理原因導致的主動撤稿實際上是科學知識不斷演進的眾多方式之一。

由于不誠信行為導致的被動撤稿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況。我們注意到越來越多的對期刊誠信的有組織的毀壞，例如有人假冒客座編輯、審稿人，或者出于商業目的偽造論文。部分此類行為的問題在于它們只有在發表之后才能被檢測出來。

從單篇論文很難發現端倪，只有基于大量論文的模式識別才能分辨。我們的鑒定團隊掌握了大量信息，并利用了數據科學和其他技術來進行檢測。這可能要花費多年，但是我相信，百分之百的絕對科研不端行為，如修改圖片、偽造結果或強制引用終將暴露。我們都見到過，嚴重抄襲事件發生10年、20年之后，（當事人的）科研生涯終止了。

《中國科學報》：對于因科研誠信撤稿的作者，科學期刊一般是否會繼續采用其論文？

特赫根：科研人員一旦被證實存在科研誠信問題，他們會發現重建其信用是很難的。我們沒有建立不誠信作者的名單，但我相信出版界的期刊編輯群體是有很好的記憶力的。

嚴重的科研欺詐事件通常會影響到各個出版機構的出版物，所以對于相關問題人員的顧慮很容易在編輯們之間擴散。撤稿的記錄永遠無法抹去。

同時，學術界對于初級科研人員的小問題也顯示出包容，例如，在論文的“研究方法”部分抄了幾句話，但卻充分說明“參考”了原作者，實際上是一個輕微的違規。

《中國科學報》：以愛思唯爾為例，請談談出版機構如何與科學界互動，維護良好的科研環境？

特赫根：每一天，每一周，我們都與科研人員有著許許多多的對話，而且在全球疫情中得以持續，雖然我們發現在疫情中擴大聯系比平常更難了。

對話的主題涉及與科學家相關的方方面面，包括研究經費、終身教職、職業生涯、教育、技術、科研政策等等。我們注意到世界各地的科學家都有開展研究、保持競爭力、展示社會影響力等方面的壓力。我們通過提供關于研究的洞見，以及內容、數據、平臺和技術，對科研環境提供支持。

30年前要花幾個小時收集的信息現在只需要3分鐘就夠了。我們如今在研究流程、醫療衛生和醫學教育中受到的信賴和發揮的作用，在我剛做出版人時只是夢想而已。在下一個時代，我們還將運用虛擬現實、人工智能及其他技術來支持科研進步。

我認為負責任地使用信息工具能夠改善可發現性，整合科研內容以快速瀏覽相關內容、指示關系，甚至生成研究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