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法》“分段管理”四大弊端

　　《食品安全法》實施3年，“分段管理”已呈現四大弊端

　　國家食品安全標準審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君石：食品安全多套 標準“打架”給監管“帶來很大麻煩”，分段管理導致資源浪費、重復監督等問題

　　看到白菜想到甲醛、吃蝦想到明膠、吃著鴨血狐疑是豬血……中國公眾對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如同對中國股市的態度，連年一蹶不振。人們不禁要問：中國的食品安全究竟怎么了?事實真的那般糟糕嗎?究竟是食品安全的標準定低了?抑或是食品生產者亦中了社會的流毒，對法律沒有畏懼、道德沒有底線?

　　陳君石 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研究員，營養與食品安全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食品安全標準審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際食品添加劑法典委員會主席，世界衛生組織食品安全專家團成員，國際生命學會中國辦事處主任;美國康奈爾大學營養科學系和香港中文大學兼任教授，中國毒理學會名譽理事長等。

　　厲曙光 教授、博士生導師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營養與食品衛生教研室主任，中華預防醫學會理事，中國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理事，中國毒理學會理事，上海市營養學會理事，上海預防醫學會理事兼食品安全與營養專委會主任委員，國家FDA保健食品審評中心評審專家，衛生部新資源食品評審專家等。

　　食品安全問題難點在于三套強制性國家標準互不通氣

　　將多套國家標準整合成一套

　　東方早報：我國食品安全標準體系如何構成?

　　厲曙光：按照我們國家標準化法的規定，我國產品標準分為國家、行業、地方、企業四級標準，前三級標準又可分為強制性標準和推薦性標準。由于歷史的原因，以及多部門承擔食品安全監管的現狀，我國食品安全(原稱食品衛生)相關標準涉及國家質檢總局、衛生部、農業部、輕工部、商務部等制定的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其中有些標準還存在相互矛盾和重疊的現象。根據《食品安全法》的規定，現在由衛生部牽頭對國家標準、行業標準進行清理整合成強制性食品安全標準(今后只有一套強制性標準)，保證人的健康是最終目的。

　　東方早報：制定這個標準的難點在哪里?

　　陳君石：2009年頒布的《食品安全法》規定，今后我們國家只有一套國家級強制性的食品安全標準，叫做《食品安全標準》。現在，我們要把正在實施的多套國家標準，進行清理整合，成為一套強制性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而我們的難點就在于我們現在至少有三套同樣都稱為“國家標準”的標準：一套是根據《食品衛生法》，由衛生部主導的《食品衛生標準》，由來已久;第二套是由國家質檢總局主導的《食品質量標準》，根據的是《產品質量法》;第三套是農業部主導的《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根據的是《農產品質量安全法》。除此以外，還有各種行業標準里面的強制性執行條款。這三套標準都是國標，具有強制性，其間矛盾顯而易見，因為不是一個部門制定的，互相不通氣，規定的內容不一致，給企業和執法都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難。

　　新標準須向WTO成員國通報和解釋

　　東方早報：三套甚至多套合成一套，那豈不是要逐條作梳理?

　　厲曙光：我國涉及食品的國家和行業標準多達數千項。我曾經參加過食品包裝材料標準組方面的討論，時間很緊，工作量也非常大，對幾十個甚至幾百個標準，一項一項討論，討論的目的就是把各個標準進行比對，梳理出相同點和不同點，通過多部門、地區的反復協商，廣泛征求各方意見，該取消的取消，該合并的合并，該整理的整理，最后要整理出一個新的標準，新的標準草案需要在網上公開征求意見，還要向WTO成員國通報和解釋，最終形成新的標準。以往一個標準的討論制訂到頒布可能要一年甚至更長，所以現在的工作量很大。

　　陳君石：是的，那意味著不屬于安全內容的部分應該把它排除掉，只保留安全和健康有關的內容放在新的這套唯一的強制性國家標準里。比如現在的乳品新國標中，被媒體炒作得最多的是66個標準之一的生鮮乳標準，其中又以蛋白質含量指標為最。根據新國標，在生乳標準中，乳蛋白含量從1986年的每100克生乳蛋白質含量不低于2.95%降到了2.8%，菌落總數則從2003年的每毫升50萬調至200萬。有人據此將所有66項標準評價為全世界最落后的乳品標準，然而，事實并不是這樣。攻擊它的根據之一，就是蛋白質的含量，其實蛋白質含量是一個明確的質量標準，而不是安全標準，因為這點差別對消費者健康不會有任何影響。

　　中國人不喝生奶，生鮮乳被乳品企業收購后加工成各種各樣的乳制品，根據每個企業的需要，它的產品的蛋白質含量是不一樣的。生鮮乳的蛋白質含量主要影響收購價格，蛋白質含量高就收購價格貴一點，最后上市的價格也貴一點，反之也一樣。而做成嬰幼兒配方奶粉或者普通奶粉，或者不管是什么樣的奶粉，這跟生鮮乳的蛋白質含量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因為奶粉中的水分會蒸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這個生鮮乳的標準不應該進入新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但是，它進來了，這就是妥協的結果。

　　厲曙光：一般說不屬于標準的那部分就是檢測方法了，檢測方法也是有一個標準的，比如我們規定奶油蛋糕里的大腸桿菌、細菌總數、致病菌等，但檢測這些菌數方法的參照標準一般不會放在標準里，而是放在附錄里，這樣可使標準簡潔些。作為強制性的食品安全標準應當只涉及食品安全的指標，和與食品安全相關的指標。而其他方面的指標應由推薦性的產品標準來規范。

　　生鮮乳66個標準是妥協的產物

　　東方早報：為什么生鮮乳標準不應該納入國家食品安全標準?

　　陳君石：收購來的生鮮乳不是直接喝的，與消費者健康無關。成了國家食品安全標準，政府就把自己套上了，顯得很被動。這個問題完全應該是企業行為，而不是國家食品安全標準該管的。在國外，按照蛋白質含量高低分級，按照菌落總數多少分級。乳品公司到養奶戶收奶，蛋白質高的牛奶多付錢，跟安全風馬牛不相干。

　　東方早報：據說現今這套乳品標準是各方妥協的結果?

　　陳君石：這一套66個標準制定的過程，一共開了60多次“專家”會議。為什么要開這么多次?就是因為意見不統一。單單關于生鮮乳標準的會我就開了多次。

　　我說標準是一個妥協的產物，有兩層意思：第一，不同部門、單位、專家對是否有必要制定生鮮乳標準，看法不一，來回討論多次，最后妥協，那就同意制定吧。第二，標準是協商的產物，但我要強調，在保障健康方面，絕不能妥協。新標準的制定是基于科學依據，在能夠保障健康安全的前提下，以兼顧國情和協商的方式確定的，如生鮮乳中蛋白質含量2.8克～2.95克相差0.15克對健康和食品安全不造成任何影響，而且大家一天三餐要吃大約70克蛋白質，糾結這不到1克的蛋白質沒有意義。同時，又考慮到國情，如果定2.95克，大部分鮮奶都達不到，標準就失去意義了。所以最后就定為2.8克。

　　厲曙光：制訂標準的過程很復雜。比如涉及原料的標準，就有理化指標、生物學指標、感官指標、毒性指標等，都要作出相關限定。于是大家討論，每一個指標不僅要討論“有無”問題，還要討論“高低”問題，“檢驗”方法的問題，制訂的“科學依據”的問題，與其他標準“協調一致”的問題，是否符合“WTO規則”的問題等等。除此之外，還有物理指標，一般是指其外形，比如感官上是透明的、無色的還是有沉淀的、無嗅的等都要定標準。最后，還有檢測方法的制訂，即怎么樣來測定這各種指標，于是檢測方法也要定標準。舉一個例子，上海的“青團”有著100多年的歷史，深受老百姓的喜愛，但一直沒一個標準，所以相關部門就一直在起草和醞釀這個標準，每次會議討論都很熱烈，所以定標準并不是一件很輕率的事情，它既是科學決策，又是民主協商，是非常嚴謹的。

　　風險評估是專家純科學的行為

　　東方早報：風險評估是否會基于各種各樣的標準和權衡?

　　陳君石：不是，這是誤會。風險評估是專家的行為，是純科學的行為，專家們根據科學信息和數據來討論，盡管有不同意見，但容易同意，不打架。而標準的制定是基于科學，但不完全按照科學來做決策，它還要考慮上述的其他因素及方方面面。

　　因為沒有裁判，所以所有的標準，包括國際標準都是妥協的產物，這句話我是反復講的。往往是通過不斷的討論來達成一致意見。按照道理來講很清楚，是標準制定要基于風險評估的科學的依據，但是討論的時候還要考慮當時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飲食習慣等因素，甚至包括各方的利益。作為牽頭的部門，衛生部不可能拍板一切，這是個民主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很復雜，需要從最初的標準起草開始，一直到食品安全標準的分委員會，到食品安全標準的大委員會，最后到衛生部行政上進行審批。例如，過氧化苯甲酰作為面粉處理劑(增白劑的稱謂并不確切)，長期以來是允許使用的，納入食品添加劑允許使用名單。去年，衛生部決定將它從允許使用名單中刪除，并不是由于安全問題，而是有比較強烈的反對意見，認為沒有必要使用。這就是一個妥協的例子。

　　厲曙光：實際上每一項標準的制定背后都有研究人員、高校、政府監管部門，以及企業的意見，大家都不能自說自話，當然，小企業希望把標準定得越低越好，大企業需要把標準提得高一些，以便能有更大的市場份額，有時可能是不切實際，或者沒有必要的。但專家學者既要對人民健康負責(是首要的)，又要滿足市場供應，促進食品貿易(包括國際貿易)，所以標準指標不是越高越好，而要適“度”保護，這個“度”很重要。要符合中國的國情，國外的標準未必對我們都適用。

　　東方早報：這個你能舉個例子嗎?

　　陳君石：就拿生鮮乳標準中的蛋白質水平來說吧。在制定國標時，蛋白質含量是定得越高越好嗎?應該在保證食品安全的前提下，考慮能不能做到。既然生鮮乳中的蛋白質水平相差0.15克/100克不影響消費者的營養和健康，這能否成為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這個標準出臺后受到攻擊的一條理由是蛋白質2.8%。其實，經過農業部調查，有很大一部分收購來的牛奶達不到2.95%，如果定在這個水平，那標準就沒有意義了。攻擊的聲音說“政府遷就落后”，但定為2.8%其實是考慮國情。但是造成的輿論是標準落后，中國人的健康不值錢，因為少吃蛋白質了。其實中國人每人每天從牛奶等奶制品里得到的蛋白質微乎其微，一日三餐多吃一小口饅頭這點差別就沒有了。

　　食品安全標準不統一，“立法打架”無法避免

　　東方早報：再回到多套標準的話題，若有沖突的時候該如何處理?

　　厲曙光：標準本身問題不大，肯定以國家標準為最高，在國家沒有標準的時候遵循地方標準，比如“青團”只有上海有，所以遵循上海的“青團”標準。但多套標準卻給監管帶來很大的麻煩，這是當下突出的矛盾。比如，根據衛生部門的規定，黃花菜不屬于“干菜”，因此不得有二氧化硫殘留，但質檢和農業部門的相關標準卻規定“黃花菜”屬于“干菜”，可以允許其二氧化硫殘留，兩者相互矛盾。又如，2006年發生“多寶魚事件”時也曾有過“標準之爭”，有關部門對30個多寶魚樣品進行藥殘檢測，發現超標藥物有7種，但海洋漁業地方部門參照農業部的規定抽取了26個多寶魚樣品檢測，結果卻全部合格……這些事例表明，只要食品安全標準不完全統一，“標準打架”、“立法打架”、“職能交叉”、“管理重復”等問題的發生就無法從源頭上得到根本解決。

　　東方早報：既然養殖這些魚最后都是要上老百姓餐桌的，為何農業部還允許添加獸藥呢?

　　厲曙光：我國允許使用的農藥、獸藥(包括漁藥)的標準由農業部會同衛生部等制定。被檢出含有的禁用漁藥品種，屬于農業部規定禁止使用的。這也是一些地方漁業養殖者為追求產量而違規使用，也可能存在當地管理部門視而不見的現象，當然也有地方保護主義的原因。但這并不是多套標準最傷腦筋的后果，最麻煩的是一旦發生糾紛，牽涉到官司，往往會用不同部門的標準混淆問題的實質，就比較難了。

　　國情不同，食品國際標準不能取代國家標準

　　清理整合之后才能建立新的安全標準

　　東方早報：衛生部具體何時能將食品標準清理、整合完畢?

　　陳君石：目前的計劃是2013年底。(編者注：根據《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十二五”規劃(征求意見稿)》，到2013年底，基本完成對現行1900項食品國家標準和3000余項食品行業標準中強制執行內容的清理。)

　　東方早報：除了清理歷史遺留問題，現在還需要做哪些工作?

　　陳君石：先要完成清理整頓才能建立完全新的安全標準，現在主要還是清理整頓，但也要制定一些新標準。衛生部每年都公開征求新標準制定的建議。

　　標準屬于風險管理不是純科學

　　東方早報：如何理解中西食品安全的標準差異?

　　陳君石：食品是世界上少有的有國際標準的，比如，汽車沒有國際標準，電視機沒有國際標準，但唯獨食品有，主要是從安全考慮的國際食品法典標準。但是它不能取代各個國家的國家標準，因為每個國家的國情不一樣，飲食結構也不一樣。比如大米，是我國公眾的主食之一，因此我國對大米中的鎘(重金屬)限量值的規定就比國際標準更嚴格。每公斤大米含鎘的限制標準，我國不超過0.2毫克，而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是不超過0.4毫克。此外，有的蔬菜的農藥殘留標準，我國也不同于國際標準或其他國家的標準。這是由我國國情決定的，不能說明標準本身的優劣。歸根到底，是有害物質吃進去的多少來決定它的危害大小。

　　此外，標準屬于風險管理，不是風險評估，不是純科學。比如出口國和進口國就不可能制定出一樣的標準。作為進口國，就希望把食品標準控制得很嚴。但如果是出口國，就希望標準制定松些，方便輸出。國際標準一是指導各個國家制定自己的國家標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所以發展中國家采用國際標準不及發達國家多;二是為世貿組織打官司時用，作為仲裁標準。總之，中外標準不可比。

　　無須“聞”食物添加就“色變”

　　東方早報：近期曝出多起添加劑的問題，每一次社會反響都很大。

　　陳君石：實際上那些添加劑事件沒有影響消費者健康。至今為止，我國發生的各種食品安全事件中，根據科學的評估，沒有一件是由食品添加劑引起的，也沒有這樣的事件引起消費者健康的危害，或者甚至于說是潛在的危害，包括超范圍和超量使用添加劑(當然這是不允許的)。所以不應該受到輿論的誤導，認為“只要添加就有危害”。

　　厲曙光：很多消費者對食品添加劑仍心存疑慮，聞之色變，以至于市場上很多食品生產商和經銷商頻頻打出“本品不含任何食品添加劑”的廣告招徠顧客。但這種做法進一步將食品添加劑與食品安全對立起來，加大了人們對食品添加劑的誤解和偏見。

　　可以夸張地說，沒有食品添加劑就沒有今天的食品工業，更沒有如今市場上如此琳瑯滿目、豐富多彩的食品，也無法滿足人們對各類食品“色、香、味”的需求，因此不管人們是否愿意或者是否意識到，食品添加劑已經進入尋常百姓家，并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已經發生的諸多食品安全突發事件或多或少都與食品添加劑有關，如：鴨蛋里的蘇丹紅、火腿由敵敵畏浸泡、生豬飼料添加“瘦肉精”等，但在這些事件中食品添加劑本身是無辜的，關鍵是“添加物質”并不在“食品添加劑”的范疇內。為此，我們有必要嚴格區分“食品添加劑”和“食品添加”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對這個問題，《食品安全法》規定，食品添加劑應當在技術上確有必要且經過風險評估證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許使用的范圍。這意味著，在國家食品添加劑清單中榜上有名者都是允許使用的，也是安全可靠的。只不過根據新法的規定，食品生產者應當依照食品安全標準關于食品添加劑的品種、使用范圍、用量規定來使用食品添加劑，不得在食品生產中使用食品添加劑以外的化學物質和其他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

　　此外，法律還規定，食品和食品添加劑的標簽、說明書，不得含有虛假、夸大的內容，不得涉及疾病預防、治療功能。生產者對標簽、說明書上所載明的內容負責。另外，不能制假售假、掩蓋食品缺陷而使用食品添加劑。使用食品添加劑的預包裝食品應當在標簽或者說明書標明所使用添加劑的品種，保證消費者的知情權。可以說，這些規定為食品添加劑的規范使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證。

　　當然，關于食品添加劑的準確數量我永遠記不住，因為不斷有新的出來，我只記得1983年大學畢業的時候好像是1000多種，現在有2300多種，將來還會不斷增加。

　　分段管理導致監管漏洞不可避免、資源浪費、重復監督、重復檢查

　　多部門缺乏溝通卻共同管理一條產業鏈

　　東方早報：全國“兩會”有提案說：目前食品安全檢測體系缺乏統籌規劃，衛生、農業、質檢、工商等多職能部門的資源不能共享、重復建設。如何解決監管部門分散、多頭管理?

　　陳君石：這個我非常同意。現在的《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是“分段管理”，然而，任何一件真正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暴露出分段管理的弊病。比如三聚氰胺事件，添加三聚氰胺的主要是收奶站，而非乳品加工廠，那收奶站歸誰管呢?當初農業部認為是質檢總局管，說這屬于加工生產的環節。質檢總局說牛奶還沒到工廠，到了乳品加工廠才管，所以收奶站就變成沒有人管。出事后，國務院規定農業部管理所有的收奶站。一條食品鏈是一個整體，我們分成這么多部門來管，這些部門又從不坐在一起對話，怎么覆蓋整個鏈條呢?所以漏洞不可避免。

　　厲曙光：我曾在多個公開場合說過：標準打架的源頭在法。在法制上理順，才能在機制上理順，現在這個機制是跟著法律走的。當然，我是從可操作性方面來看的，以面包房為例，現在的《食品安全法》規定：食品生產加工歸質量技術監督局管，柜臺銷售食品歸工商局管，店面供應飲料(如咖啡)或者現制現售則歸FDA管。因此一個面包房就面臨三個部門檢查。而上海在市食安辦的協調下，規定面包房的工廠由質監部門監管，單個面包房則由FDA監管。

　　東方早報：分段管理有哪些弊病?

　　陳君石：分段管理的弊病還表現在資源浪費、重復監督、重復檢查。比如在一些大的超市，它們要被多部門監管和抽樣。按理說，超市應該歸工商管，但事實上有好多個“婆婆”都要監督和抽樣，而且口徑不完全一致，盡管我們的標準只有一個，但不同的部門沒有經過統一的培訓，在執法當中的掌握是不一樣的，再加上一些執法隊伍的素質較差，情況很令人擔心。

　　制定檢測方法標準需要考慮多方面

　　東方早報：幾個部門管食品安全比較合適?

　　陳君石：世界上有不同的監管體系模式，有些小的國家就一個部門管，比如丹麥，但這顯然不適用于中國。現在的認識是應該減少監管部門，但必須保證能覆蓋整個食品鏈。

　　全世界比較多的監管體系主要由農業部門和衛生部門組成，但在中國還有個國家質檢總局，這是其他國家沒有的，但我作為專家不能說質檢總局該不該管。監管體制也要基于科學，但也可能有比科學更重要的因素。現在分段管理的弊病很大，實施至今快三年了，問題很清楚了。

　　東方早報：厲教授，你參與過哪些標準的制定?誰最后拍板呢?

　　厲曙光：因為我是上海市地方標準起草委員會的專家，所以會參加相關部門的討論，焦點就是標準的高低，監管者要兼顧企業的生產能力和執行能力，以及消費者的健康。最后肯定是民主投票，個人依據專業水平、科研能力等，再由主任委員拍板，因為他是負全責的，其他人簽字“同意”或“不同意”。制定全國標準的時候不會考慮這個，全國標準是統一的，但在制定檢測方法標準的時候需要考慮。因為這牽涉很多檢測儀器，一些經濟不發達地區沒有能力承擔。

　　食品安全是企業生產出來的，不是監管出來的，企業要敬畏法律

　　食品生產企業必須對法律敬畏

　　東方早報：陳院士曾表示，食品安全沒有零風險。能解釋一下么?

　　陳君石：一句話：危害無所不在，無法消滅;風險有大小，關鍵在于控制。

　　食品中存在的危害會不會對人的健康造成損害，取決于吃進去的量和頻率。比如，北京烤鴨的皮中確實存在致癌物：多環芳烴類。但是，由于此物質只存于烤鴨皮里，且含量很低，人們也不天天吃烤鴨，因此健康風險很低，沒人擔心吃北京烤鴨會得癌，也不認為北京烤鴨是不安全的。

　　其實，零風險只存在于真空中。生活中都有風險，但人們認為這種風險可以接受。可是談到食品安全，哪怕存在一星半點兒的風險，都是不能接受的。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科學的。科學和實際的做法是通過各種措施將風險盡可能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所以對政府來講，不是消除危害，而是控制風險，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如此。

　　厲曙光：食品安全沒有零風險，不可能零風險，肯定會不停地出事情，問題就是出事的頻率和事件的大小，這點大家一定要很清醒地意識到。從農田到餐桌有無數個環節，無論哪一個環節的哪一個人或者掉以輕心，或者想搞點破壞，馬上就會出問題。關鍵是要控制重大事件，嚴重危害消費者健康的事件或者系統性事件。

　　東方早報：我國號稱有“百萬大軍”監管食品安全也不能保證安全?

　　厲曙光：第一不可預測，第二不可能天天查。舉個例子，一個區有將近500家企業，監管人員只有30多個，兩個監管人員一組，就算一周不休息，一天也至少要跑5家。現在一出事情老百姓就說監管不力，我能理解，但食品安全是企業生產出來的，不是監管出來的，不能僅僅依靠監管，而是要讓食品生產企業有一種對法律敬畏感，對社會和消費者的責任心。

　　一個環節出錯就會發生全國性的食品安全事件

　　東方早報：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真的如報道的那么糟糕嗎?

　　厲曙光：沒有。比如中國人的壽命。新中國成立時中國人的平均壽命35歲，我們現在吃了那么多 “有問題”的東西，就上海而言，男性82歲，女性84歲。所以，沒那么糟。

　　東方早報：那為什么現在給老百姓感覺卻那么糟糕?

　　厲曙光：我前面說的從農田到餐桌每一個環節都有可能出差錯，但不是全國都在出差錯，在資訊時代，無數個環節里面某一個省、某一個市、某一個縣、某一個村、村里面的某一個人在做這事情，就會發生一件“全國性”的食品安全突發事件。

　　食品生產違反標準，無論有無影響，必處置

　　東方早報：我們要對什么零容忍?

　　陳君石：強調“食品安全沒有零風險”，絕不等于政府對食品安全保障沒責任了，可容忍超標現象和違法行為。盡管，食品生產經營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責任人，但是政府的食品安全監管也是不可或缺的。政府有責任通過監管將食品中的危害控制到對消費者健康沒有不良影響的程度。做到這一點，政府就要組織科學家對食品中存在的危害進行科學風險評估，再根據評估結論來制定控制措施，包括食品安全標準、管理辦法，還要通過監管來保證這些措施的落實和實施，以達到風險處于可接受的水平。

　　例如，食品添加劑是食品生產加工所必需的，但超量使用可能會危害人體健康。政府就要組織專家對食品添加劑的安全性、工藝必需性等進行科學評估;若通過評估，則以國家食品安全標準的形式規定其使用范圍和量以及食品添加劑的質量規格。政府相應的監管還要對每種食品添加劑的生產、使用進行監管。在食品生產中超范圍或者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劑屬于違反標準，無論是否危害健康，政府部門都要處置，乃至處罰。對待人為的非法添加，比如三聚氰胺，這是不允許用在食物中的，只要添加就屬于違法，政府要嚴厲打擊，杜絕這種違法行為，這就是零容忍。